消极怠工的后果。如果依旧采取宋神宗时期的励精图治，锐意图强，就会导致朝廷各部门不能整整领会皇上的意图，甚至人心混乱，严刑峻法的恶果。苏轼的这个观点看起来是有些偏执，因为苏轼是将矛头直接指向王安石变法。其中一个很明显的意图就是说王安石变法过于激烈，过于刻板。那么，在苏轼看来，到底该如何做才好呢？
对此，我们可以在苏轼的一篇名为《辩馆职策问札子》的文章里找到答案，即“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这句话很好理解，就是权衡比较新法的利害得失，选择那些有利于民众与朝廷的政策。言下之意，苏轼并没有完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他认为有些内容还是挺不错的。比如，免役法。原先苏轼是坚决反对免役法的。但自从他到地方任职后，实践的经验与事实告诉他，免役法确实要比差役法要好得多。因此，苏轼坚决维护王安石变法中的免役法。在这一点上，他与司马光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与争执，曾大骂司马光是“司马牛”。关于这方面的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参阅苏辙的《龙川别志以及宋朝蔡绦《铁围山丛谈》。这就是苏轼对待革新变法的态度。
现在，我们来看苏轼对待当年参与变法人物的态度问题。可以肯定的说，苏轼对待当年变法的人物是恨之入骨。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毕竟他们把苏轼整得太惨了。不过，他吧王安石归结于罪魁祸首，这一点确实让很多人嗤之以鼻。我们来看苏轼的《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中的一段话，“吕惠卿、李定……之流，其为奸恶，未易悉数，而王安石为之首。”苏轼认为当年参与变法的那些人真的是罪恶滔天，邪恶不已，而王安石则为祸首。苏轼这样说，真有一竿子打死全部人的味道。这似乎又跟之前对王安石的理解发生的矛盾。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1．出于政治需要。苏轼如今能做到朝廷三品大员，这都是元祐更化政治背景下导致的。作为元祐里的重量级人物，同时也是元祐更化的直接受益者，苏轼必须旗帜鲜明的表现出自己的政治立场。换句话说，苏轼的内心可能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出于私心，为了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或许苏轼内心深处也是不愿意把王安石称之为罪魁祸首的。简言之，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他不得不这样做。
2．出于本能的害怕。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有谁能保证当年参与新法的那些人不会卷土重来？因此，苏轼对当年参与变法的人物是严厉打击。比如，那个差点将苏轼置于死地的李定，就被贬到了滁州，后来死于当地。想起来，也真的是太狠了。
3．个人身份所致。我们知道，苏轼bandana在文学上造诣很高，在思想方面也称得上是一个“家”。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必定有自己的行为风格。就好比普鲁士的那个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施展他的铁血手腕一样，道理是相通的。
前面我们说到苏轼曾跟司马光有政治上的分歧与争执，这么说来，苏轼肯定还会遭遇到麻烦。世事确实如是，在司马光死后，就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洛蜀党争”。那么，苏轼的命运又将走向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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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说司马光。这个老顽固，可能自己也没想到死后竟然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其实，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其内部也不团结。主要原因是由多种政治力量暂时组合而成所致。一句话，人员混闲杂，阿猫阿狗的人物也混杂于其中。这帮人在打击改革派的同时，自身内部也争乱不休。
我们再说苏轼。元祐元年的九月，即公元1086年，为相八个月的司马光便死了。之前我们也说道，苏轼对待王安石变法还是比较理智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他与自身所处的派系矛盾激化。司马光活着的时候，就曾被苏轼大骂，说他是“司马牛”。嗝屁后，矛盾就更为激烈了，尤其和道学家程颐是水火不容。并且，俩人的门生故吏也紧随其后，斗得不可开交。于是，就形成了洛党和蜀党两大派系。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是什么事情引发了洛蜀党争呢？或者说，导火索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说说这个程颐。程颐是何许人也？这里做一下简单交代。程颐是宋朝很有名的理学家，也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其门生遍布朝野，牛叉得很。但是，程颐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张口闭口谈的都是孔孟之道，仁义礼智之类的东西，一天不说，心里就不舒服。此外，他还对笑是相当的迟钝，甚至说事麻木。一句话，就是以啰嗦、刻板、严肃、顽固的老夫子，真把自己当做是道德圣人了。连皇帝都对他是厌恶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