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从宋神宗熙宁三年到熙宁九年，即公元1070年——公元1076年，在这六年时间里，王安石曾两次为相，又两次被罢相。在此期间，王安石经历了人生中最为痛苦，最为复杂的世事，他亲手提拔的得力干将背叛了他，33岁的儿子又不幸死掉。王安石可谓是悲愤交加，心灰意冷。西宁九年，即公元1076年，王安石彻底隐退，在江宁中山附近的半山园住下，从此，再也不问世事。这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就这样以了残生，实在是让人叹息不已。王安石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人物，同时也是北宋王朝的悲剧。如果王安石变法能够得到一如既往，彻底的贯彻执行，宋朝的历史有可能被改写。
但是，不管怎样，王安石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即便是在他隐居后。因为，王安石已经不只是王安石，他还代表着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一个改革的代名词。因此，苏轼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要从江宁过，有一个很重要的愿意就是要去拜见王安石，或许，苏轼是希望王安石能帮助他东山再起？
宋神宗元丰七年的六月，苏轼乘坐的船到达了江宁。现在，苏轼终于又见到了王安石。当苏轼看到王安石的时候，那种场面想必也是让人感叹万分。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位或许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与“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触吧！其实，最大的变化还是苏轼对王安石的看法。当然，王安石的变化也挺大的，至少在性格上。比如，有一次，苏轼跟王安石闲来无事，在谈及到关于当下朝廷的一些问题时，王安石曾这样说道，“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邵伯温·邵氏闻见录》）通过这句话，我们已能看出，此时的王安石再也没有当年的那种敢作敢为的风范了。那么，苏轼呢？苏轼在一首名为《次荆公韵四绝》的诗中写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在这首诗里，苏轼说晚年的王安石骑着一头小毛驴，默默的行走在荒野中，如今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王安石了。我曾想起他劝我在江宁买上几亩田地就此安家落户，可是，这一切都不可能了。要是我能早十年与之为邻就好了。苏轼说这样的话，很显然已经对王安石没有当年的那种敌对情绪了，反而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情绪在其中。的确，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分歧，苏轼跟王安石是很有可能成为知己朋友的。并且，苏轼也曾透露出希望王安石还能出山，自己愿意在他门下的意愿。在苏轼的《与荆公二首》里有这样一句话挺耐人寻味的，“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需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苏轼于王安石都是欧阳修门下的学生。然而，在这句话里，苏轼竟然将自己说成是王安石门下的学生。我想，一方面是出于客套，这当然是可以的。然而，我们只要联系到当时苏轼处境来分析，就可以窥测出苏轼内心的真实想法：苏轼是真的佩服并尊敬王安石，并希望自己能够被王安石所用。我的这个推断，并不是乱说，事实证明，这次苏轼在江宁与王安石相处了一个多月后，他对王安石以及变法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认识，影响到苏轼今后的政治生涯。
到了宋神宗元丰八年，即公元1085年，苏轼的仕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年的三月五日，发生了一件惊天的大事，年仅38的宋神宗病死了。即位的皇帝为赵煦，年龄也很小，才10岁，史称宋哲宗。由于宋哲宗年龄太小，无法执政，就由高太后执政。这个老太婆一上台后，就迫不及待的启用了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任命他为尚书做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大局。由此，北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史称元祐更化。元祐是宋哲宗即位时的国号。而更化的意思也很好理解，就是要废除新法，恢复旧制，大走“司马光路线”。司马光上任后，他得工作重心就是贬黜当年变法的人物，提拔在宋神宗时期被贬谪的人物。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苏轼东山再起了。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轼可谓是“平步青云”，从一个犯官扶摇直上为朝廷三品大员——翰林学士及知制诰。
现在，可能有人就要提出疑问了，前面刚说到苏轼受到王安石的影响，如今苏轼因为司马光的上台而做到了朝廷三品大员，那苏轼肯定就是跟司马光是一丘之貉。这两者之间岂不矛盾？对此，我们来看苏轼在宋哲宗时期是如何对待元祐更化的。换句话说，苏轼在对待革新变法以及当年参与变法人物的问题上持的是什么态度。
按照司马光的个性，那肯定是全部推翻。当然，后来他也觉得王安石变法的某些内容还不能推翻的，又恢复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而苏轼的态度与司马光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苏轼比原先更理性了，不是一味的的去反对。举个例子来说，苏轼在考核官员的问题上，他认为，“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苏轼·试馆职策问》）什么意思呢？如今的朝廷如果还采取宋神宗时期的治国方略，就会导致朝廷的各个部门不会尽职尽责，效率低下，甚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