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推断，这回苏轼就算不挨板子，也得被罚上不少的铜。然而，这一次一向冷面的陈公弼却笑了，笑得呵呵呵的。这倒出乎苏轼的意料。更有意思的是，陈公弼还把苏轼写的《凌虚台记》全文刻在碑上，立于凌虚台旁。我们知道，要是换做那些心胸狭窄之人，绝对是生怕有什么对他不利的东西流传于世，恨不得将之灰飞烟灭。然后，再伺机报复“说他坏话”之人。因此，陈公弼虽然对苏轼真的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但我想他这样做本意是为了苏轼好。何以见得？后来苏轼对陈公弼当年的行为彻底明白，他在为陈公弼写的传记中这样写道，“轼官于凤翔……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陈公弼传》）
很显然，苏轼认识到自己在凤翔府做官的时候，少不更事，经常跟自己的上司陈公弼发生争执，有的时候甚至直接将愤怒与不满表现在脸上。现在想起来，真的十分后悔。苏轼为陈公弼写传记的时候为48岁，而写《凌虚台记》的时候为28岁。时隔20年的时间，其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足以说明苏轼认识到陈公弼对他要求严格是为了自己好。苏轼能有这样的认识，无疑与他对世事的认识加深有直接的关系。以此，可以说，苏轼这个人懂得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懂得通过不足来超越自己。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后来他跟王安石由对立到相惜也是可以看出来的。
苏轼在凤翔府干了三年，于宋英宗治平二年，即公元1065年回到了京城。之后在直史馆任职，负责编修国史。在这一年的五月，苏轼的妻子王弗去世，第二年，父亲苏洵也去世了。遭受失亲之痛的苏轼还没来得及恢复过来，一场剧烈的政治风暴震动了无数人的神经，也正是因为这场政治风暴，使得苏轼的命运与之紧紧相连。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宋英宗治平四年的一月，即公元1067年，北宋史上最有名的皇帝赵顼即位，史称宋神宗。宋神宗为北宋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立志革新，重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立制，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关于王安石变法在这一章我只做简要说明。
宋神宗熙宁二年的二月，即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建立起专门负责变法的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由此，变法运动便拉开了序幕。对于历代变法，总会引起新旧派别的相争。无疑，王安石就是改革派的代表，而司马光就是反对派的代表。那么，苏轼是持什么观点呢？
说实话，从情感角度出发，我还真希望苏轼是赞同并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然而，历史的真相是，苏轼站在了司马光的队伍里。苏轼为什么要跟王安石唱对台戏呢？个人以为有以下四点：
1．在苏轼看来，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有急功冒进之嫌，应当循序渐进，否则定会欲速则不达。为此，他曾谏言宋神宗“求治太速，进人太税，进言太广”。
2．在苏轼看来，王安石变法是要彻底颠覆现有的体制，这会动摇朝廷的根本制度。这当然与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分不开。
3．苏轼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于用人，而王安石变法在用人上出了不少问题。
4．苏轼受到朝中一些重要人物思想的影响。比如，司马光、张方平等。
为此，苏轼先后给宋神宗上书，反对变法。这些奏章多以告诫为主，阐述变法的弊端。如《谏买浙灯状》、《议学校贡举状》、《上书皇帝》、《拟进士对御试策》等。正是因为苏轼跟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对着干，让王安石很是恼火。因为，苏轼的文章的厉害是有目共睹的。再加上，宋神宗也挺欣赏苏轼的才华，曾多次想重用他，这更让王安石感到不安。因此，王安石坚决反对给予苏轼重要职务。其实，宋神宗从内心上将使希望苏轼能够辅助王安石，参与到变法中。然而，可惜的是，当时的苏轼没能认识到变法的重要性。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有不少观点认为苏轼这个人在王安石变法上是一个罪人，遭人恨。
一些混入变法队伍中的不法之徒，看到苏轼这样阻碍变法，就想着要除掉苏轼，给他罗列罪名。苏轼可能也觉察到了，如不尽早仇恨，恐怕性命都难保。于是，他主动向宋神宗申请离开京城，到地方上做官。就这样，苏轼便到了杭州任通判。之后，陆续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现在，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苏轼在地方任职的这期间，他都做了哪些事呢？他是否就像那些“纸上谈兵“的文人一样，没有什么作为？
实事求是的说，苏轼在地方上干的还挺出色。比如，在徐州担任知州的时候，由于徐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位于黄河的下游。因此，一旦发生水灾，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不，苏轼刚到徐州就遇到连续下暴雨。据说，当时洪水都快淹过城墙了。在这紧急关头，苏轼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沉着、果断的应对。具体来说，苏轼采取了以下措施：
1．稳定民心。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民心不稳，事态就会朝恶劣的方向急剧发展。为此，苏轼向徐州城的老百姓表示，只要有他在，绝不会让洪水淹没徐州城。对于那些想弃城逃命的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