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看你要问，难道欧阳修没看出来石介的这首诗对改革派造成的潜在威险？事实证明，他还真没看出来，不但没看出来，还联名上书推荐石介为谏官。就算欧阳修没有看出来，那总有人看出来吧！难道改革派的人不懂得深谋远虑？其实，还真有人看出来了，而且不止一个，可惜他并没阻止到石介写这首诗。有一个叫孙复的人，他就告诫石介，说“祸始于此矣”。而此时的范仲淹刚接到朝廷的命令，在由陕西经略使任上赴京途中，一听说此事顿时大惊，说要坏事了。
根据《范文正公年谱》的记载，“公与韩琦自陕西来朝，石守道作《庆历圣德》诗，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抚股谓韩公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其后果然。”在这个记载中，范仲淹称石介为怪鬼之人。这说明范仲淹已经觉察到事情后果的可怕性。只是他远在自陕西进京的途中，有心而无力去，无法阻止。范仲淹到了京城后，也做了补救，可惜太迟了，范仲淹坚决反对石介为谏官，认为石介行事草率，做事鬼鬼怪怪，只能凭添祸端。
果然不出范仲淹的担忧，保守派们开始疯狂的向改革派们反扑、报复，总之能使出的手段都派上用场了。那么，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殊死较量中，欧阳修的命运如何呢？他又做了哪些反击？
4
保守派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他们指使宦官蓝元震在宋仁宗面前说改革派的坏话。前面我曾说到欧阳修因《与高司谏书》被贬，当时蔡襄就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肖》的诗，将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称之为四贤。现在，保守派们就拿这个做文章，说他们是结党营私，将国家利益看做自己的私立。
这一招厉害啊！皇帝最怕的就是底下的臣子结党营私。宋仁宗不可能不知道这其中的厉害，再说，这可是有前车之鉴，唐朝的灭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朋党之争”。
面对保守派的出击，改革派自然会给予还击。范仲淹的还击并不是很有力度。甚至是失败的，加深了宋仁宗对他的怀疑。那么，欧阳修呢？欧阳修的还击很给力，这就是著名的《朋党论》，这篇文章写于庆历四年的四月，即公元1044年。
在《朋党论》的开头，欧阳修说了一句特给力的话，“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什么意思呢？皇上，我要很肯定的告诉您，朋党这事自古就有，没什么稀奇的，太平常不过了。问题的关键是，皇上您怎么看，怎么识别谁是君子之朋党，谁是小人之朋党。欧阳修的确很高明，他没有否认朋党的存在，而是坦诚的说明，朋党历来就有，无法避免。如果是君子之朋党，那是好事啊！因为君子的德行操守都是值得肯定的，他们若聚在一起，能够同舟共济，为朝廷献计献策，一心一意为了江山社稷，没有私心。但是小人之朋党就不同了，他们若聚在一起，只会为了私利而争得你死我活，毫无信誉可言，毫无德行操守可约束。
欧阳修如此坦诚不公，且又见解独到的一席话，无疑是吃准了宋仁宗的心思，他知道宋仁宗最担心的是什么。因此，他要给宋仁宗吃一颗定心丸，皇上您就放心吧！我们一帮君子之朋党在一起，没有掺杂任何邪念，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效忠皇上您，为您的江山社稷着想，像我们这样的人越多，皇上您就应该越放心。
为了能让宋仁宗相信君子之朋党的好处，欧阳修举了实例加以证明，“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朋党论》）
商纣王时期，有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但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做臣子的是否是一心一意辅助皇上，皇上您能否识别谁是君子之朋党，谁是小人之朋党。现在，我们一帮人就是皇上您亲自提拔的君子之朋党，您相信我们是君子之朋党，就是在为了大宋的江山稳固着想啊！我们这样的人越多，对您就越有利，“善人虽多而不厌也”。（《朋党论》）
漂亮！别看保守派指派的宦官蓝元震来势汹汹，可经欧阳修的《朋党论》一还击，就如同一个硕大的皮球没有了气——瘪了。这就是欧阳修的厉害之处，我们说欧阳修的文章独步天下，这可不是盖的，一篇《朋党论》抵过千军万马，打消了宋仁宗在朋党问题上的疑虑。
保守派见这招不行，就将目标锁定在石介身上。为什么会选择石介，范仲淹、欧阳修这帮人太厉害了，斗不过。石介这人好收拾啊！此人做事冲动，缺乏深谋远虑，要找他的把柄太容易了。当时，保守派里的重量级人物夏竦对石介是恨之入骨，为什么恨他？原因就在于宋朝在跟西夏的战争结束后，宋仁宗的人事任命有了很大的变动，其中枢密使一职最先任命的是夏竦，但由于遭到台谏官的强烈反对，说他为人不行，又在对西夏战争中畏手畏脚，苟且偷安。于是，正当夏竦急急忙忙赶往京城，还没到就被改判亳州得知州了。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