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也不至于不抵抗就将叛军放进来吧！可问题偏偏就是这样的，王茂先就把他们给放进来了，任由他们肆意抢掠。这帮叛军在抢完金州后并没有回到老巢，而是哼着歌像邓州的顺阳县开进。顺阳县的县令李正己比王茂先更有意思，他不但不组织兵民进行抵抗与防御，反而在城门外敲锣打鼓，吹拉弹唱的搞欢迎仪式，其意是说欢迎你们到顺阳县来，这里物产丰富，老百姓富得流油，如果老百姓那里还没把你们喂饱，还可以到衙门来领补贴。于是，这帮叛军是满意而来，载满而归。
大家看你会觉得这不可思议，世上哪有这等事？可是，这绝不是信口胡说，在北宋就是有这样的事发生。自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以来，对文臣的政策那是相当的宽松，这样一以来，中央集权是加强了，可问题也逐渐浮出了水面，长时间的对这些官员的宽松，就会导致他们放纵与腐化。，这人一旦到了放纵于腐化的地步，那可真的是没药可就了，除非他自己懂得醒悟，但这谈何容易？因此，欧阳修严厉的指出，像王茂先、李正己一流的“没脑子的碌碌无为者”简直是无能昏庸到了极点，理应立刻将之法办。另外，他们的上司京西按察使陈洎、张昇也难逃此咎。因为，他们对下属的行为置若罔闻，有失察之最，也理应立刻将他们撤换下来。这样的人若不尽快清除，实在是危害极大。
然而，像王茂先、李正己一流的官员实在太多。对此，一旦让欧阳修发现，那是绝不留情，不管你是地方的，还是中央的。有一个叫李淑的人，此人是宰相吕夷简的一个心腹，这个人仗着背后有宰相撑腰不可一世。你说你有点才能，你牛皮也说得过去，但这个人就是一草包，你草包也就算了，还没有一点好名声。就是这样一个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宋仁宗还看上他了，居然将他提拔为翰林侍读学士。这个翰林侍读学士简单的来说就是皇帝身边的顾问。欧阳修知道这件事后，肠子都给气青了，说这样一个草包还去当什么顾问，那不是贻笑大方吗？其实，说李淑是一个草包有些过分。因为，这个人还是有些才华的，只不过为人十分阴险，他所谓的才华也不过是靠死记硬背而得来。由于他能将朝廷的典故一字不漏的说出来，因此宋仁宗将他提拔为翰林侍读学士。不过，在欧阳修看来，他就跟草包没什么两样，更为重要的是他德行有问题。对此，欧阳修上书给宋仁宗，很坚定的说，这样的人留在皇帝身边是天下之大害，放到地方上是一方之害，整个一耗子屎。不如将他打发到偏远的地方去做官，改造改造。宋仁宗听取了欧阳修的建议，将他改任为寿州知州。
你看，欧阳修对上述这些人所采取的手段是非常果决的，绝不留情。那个范仲淹更是厉害，要是他发现有不合格的官员，二话不说，拿起笔就给叉掉。你说，像欧阳修、范仲淹等改革派的这些主张于作为，肯定是让其对手恨得咬牙切齿。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经过一番前期的准备工作，范仲淹拿出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这就是关于庆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具体的改革内容。
《答手诏条陈十事》一出来，立刻轰动朝野，达到“天下翘首以望太平”的地步。于是，改革派的斗志更加高涨。正在这个鼓舞人心的时刻，一件“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欧阳修的一个哥们石介兴许是过于激动，写了一首名为《庆历圣德颂》的长诗。这首诗给改革派，或者说欧阳修带来什么样的厄运呢？
我们先来回答“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这个问题。意料之中是指人之常情，碰上这样鼓舞人心的局面，作为文人写点诗赞誉赞誉，也没什么。意料之外，是因为石介还是国子监直讲，其文化修养与眼光应该是很不错的，怎么会不顾改革派所处在的特殊时期，而写这样的诗呢？
在诗中，石介极力赞扬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称之为“众贤之进”，将保守派称之为昆虫、奥怪、邪孽……比如，将夏竦说成“大奸之去”。这就等于让改革派陷入没有退路之境，树立的敌人越来越多。此外，你石介将保守派的人称之为“昆虫、奥怪、邪孽……”这样的言语无疑会刺痛他们的神经，他们势必会拼死反击，大不了鱼死网破。更何况，朝政混乱目前的政局属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宋太祖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范仲淹就说过，改革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功，需要循序渐进。更何况现在的局面是长时间积淀形成的，操之过急必当失败。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范仲淹用了三四年的时间，才拿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得改革方案。可是，在依然有些操之过急。当然，这也不能怪范仲淹，宋仁宗也是年轻气盛，急于快速改观目前的困境。
据说，《庆历圣德颂》一写出来，影响相当大。我举一个例子，苏轼大家并不陌生，当时年仅八岁的苏轼，他没有在京城啊！就在他的老家眉山，他通过老师读到了石介的《庆历圣德颂》，什么都没记住，就记住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你说，在偏远的四川，石介的这首诗都传到那里去了，足见其影响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