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一转手就能挣不少差价。更有意思的是，当时契丹国的使者出使到北宋，他们来到东京后，竟然悄悄的买了不知道有多少份，总之是特别多，给带回契丹国了。这下，高若讷不成为历史的罪人都难了。
为什么这首《四贤一不肖》影响力会如此巨大，除了蔡襄的名气，更重要的是像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这样的忠良之臣，竟然遭到如此的陷害，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引起了公愤。欧阳修被贬夷陵后，他的哥们尹洙曾这样问他，说你这样抨击高若讷会不会有点过了，现在会后吗？毕竟都是哥们，尹洙这样问也是情理之中。欧阳修坦然的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就没把高若讷当朋友看，像他这样的小人，有什么值得我后悔的？
现在，我们若再次读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在此时此刻的心境下去读，就会很深刻的发现，欧阳修不是一个醉翁，他是一名不出手则以，一出手就足以将对手击败得永无翻身之力。这样鲜明的正直个性，以及文笔犀利毒辣的风格，将他在北宋政坛上的光芒尽显其中。然而，这只是小试牛刀。不过，影响却是极为深远。因为，《与高司谏书》不仅仅是抨击高若讷一人，更为起作用的是，这封信成为继续推行朝政改革的导火索，为新政的继续施行埋下了伏笔。
这就是欧阳修，年仅30岁的他因替范仲淹鸣不平，一出手就名动官场。欧阳修年轻气盛、正直有能力、不畏权贵，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打虎英雄。于是，一个问题很自然的就出来了，被贬到夷陵后的欧阳修他又做了什么呢？他会“吃一亏，长一垫”有所收敛吗？他到底彻底的惹怒了谁，引得众多老虎纷纷向他围攻？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围绕着守旧派进行的旗帜鲜明的斗争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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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对欧阳修进入官场后的第一次出击进行了讲述。接下来，我们将时间定位在他被贬夷陵之后。
欧阳修到了夷陵，为一小小的县令。与柳宗元相比，欧阳修的心态好得很，远没有柳宗元的万念俱灰。当时柳宗元被贬为31岁的样子，欧阳修跟他的年龄相仿，在给哥们尹师鲁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沈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与尹师鲁第一书》）
欧阳修说五六十年以来，我们都习惯了沉默畏惧，谨小慎微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就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代代相传。忽然间看到有人做出惊世骇俗的事，就算是在厨房里烧火做饭的老厨娘见了，也都惊讶不已。很多人都交口议论，却不知道这种事古人天天都在做。
那么，欧阳修说这番话表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点：
1．对当前的社会风气不满，为了打破这种社会风气，他甘当第一人。
2．心态很平稳，没觉得因为这事被贬谪而感到苦恼与后悔。
正因为有如上两点，欧阳修才没了乱了阵脚，他才得以看清今后的形式——改革派还会东山再起。相比之下，柳宗元就没有这样的认识了。不过，欧阳修于柳宗元被贬有着本质的不同。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柳宗元是站错了对，他们的改革触动了朝廷的核心利益，而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是符合朝廷的核心利益的。
为什么这样说，这个时候的范仲淹并没拿出那“十条”（《答手诏条陈十事》措施，当时宋仁宗不过20多岁，但他却有强烈的革新朝政的愿望，所以宋仁宗是很信任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的。换句话说，当时的大环境是有利于改革派的，只不过范仲淹等人没有把握好尺寸，有点急于求成，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当时的宋仁宗执政不过才两三年的时间，他需要稳固自己的地位，不可能一下把守旧派给扳倒。虽然范仲淹等人因为这个原因被贬谪了，但是朝廷上下改革的心声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反而加强了。再加上欧阳修的那篇《《与高司谏书》带来的深渊影响，使得改革的继续推行希望是大大的有。
欧阳修正是因为认识到了上述形式，所以他一点都不悲观。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朝廷还会重用他。果然不出欧阳修所料，大概过了三年，欧阳修接到朝廷的诏令，官复原职。在这之前欧阳修在朝廷的任职是阁校勘。按理说，有了之前的“教训”，欧阳修应该收敛一些才对，但是他没有，反而更加锐气十足。大家别以为欧阳修是冲动之人，实际上他心里清楚得很——政治环境允许他这么做。
对此，我们先来看当时宋朝面临的边境威胁。宋朝跟西夏的战事不断，隔三差五的就要打上一仗，宋朝打不过，吃了不少败仗，这就给朝廷很大的压力。此外，宋朝在艰难应对西夏的同时，还要进贡给辽国。如此一来，打仗又打不赢，还要耗费巨大的财力于人力，再加上辽国那里的进贡每年也不少，一个最大的恶弊就出来了——财政赤字。不仅如此，国内官员徇私舞弊，老百姓赋税繁重，各地民变之事也是有发生，搞得朝廷是疲于应对，叫苦连天。
终于，朝廷忍受不了了，宋仁宗不得不广开言路，向群臣及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