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间。”更何况，一个死后“无余财”的人，他会是一个贪官吗？
因此，滕子京为什么会被贬到巴陵郡便有了答案，实乃因为范仲淹所进行的“庆历新政”遭到反对派的忌恨，进而牵连到滕子京。换句话说，这是政治斗争中敌我交锋的表现。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滕子京让范仲淹给岳阳楼写记，曾给他寄去了一封信，名为《求记书》，并绘制了《洞庭秋晚图》随记书一并寄出，以便范仲淹寻找到写记的感觉。范仲淹看到后，灵感如泉，《岳阳楼记》便在邓州诞生了。因此，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并非在岳阳所作。
滕子京到了巴陵郡后，心情很糟糕。对此，范仲淹在《过庭录》中有记载，“自庆历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在岳阳楼建好后，按理说滕子京应该高兴才是，但他却说：“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岳州府志》）这是什么意思呢？
岳阳楼建成了有什么可喜的？只等着建成后到上面依着栏杆痛哭几回。由此可见，滕子京的心情是伤心到了极点。作为他的哥们，范仲淹怎能不担心？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便写下了《岳阳楼记》。
我说《岳阳楼记》是一位贬官写给另一位贬官的安慰信，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借《岳阳楼记》对滕子京劝勉，告诉他要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实，说白了还是心态问题，只要做到“波澜不惊”，就有“春和景明”之象来到。现在，岳阳楼在你的努力下修好了，你就想着登上岳阳楼，好好领略一下四周的风景，你一定会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的感觉。兄弟，记着一定要做一个“喜洋洋”的人啊！
第二，范仲淹算定《岳阳楼记》一完成，过不了太久，滕子京就会被重新重用。据说，《岳阳楼记》完成后，宋神宗看了《岳阳楼记》非常的高兴，皇帝一高兴，好事就要来到。过了两年，宋仁宗就把滕子京调到徽州任知府。
你看，这范仲淹真是有“一世之师”的风范，一篇文章竟然改变了滕子京的命运，实在是让人佩服。如果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不妨去读读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相信一定会让你的心结打开，成为一个“喜洋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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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庆历新政，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知道，在北宋王朝建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深知唐朝“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以及朋党之争”对朝廷的危害。因此，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当时的丞相赵普就为此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说，“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若君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涑水纪闻》）。
什么意思呢？简而言之，就是要将天下的兵权、财政大权、全部掌控在皇帝手中，强化中央集权。宋太祖听取了这个建议，并将之作为北宋的基本国策，长达150多年。这样一来，中央集权倒是加强了，但问题也慢慢显现出来了，这就是“三冗两积”。
那么，何为“三冗两积”呢？即冗兵、冗官、冗费、积贫、积弱。赵匡胤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杯酒释兵权”，将兵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同时，为了抵御来自北方政权的侵入，北宋建立了强大的“雇佣军”。根据《宋史·兵志》的记载，北宋的“雇佣军”每年成递增趋势。如此一来，那军费支付就相当庞大了，北宋这种“重武轻文”的策略，无疑造成了“冗兵”之弊。
在“冗兵”的同时“冗官”又出来了，由于害怕武将的势力过大，北宋采取重文官而轻武将的策略。因此，文官的势力相当庞大，他们不但掌握着财政大权，还掌握着兵权。那么，如何培养更多的文官呢？我们知道，古代读书人是靠科举制度而进入仕途的，这样一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科举考试制度下的录取人数。在这里做一个比较，我们就非常清楚这个录取比例的变化，在唐朝一年中最多录取的进士人数也不过才三四十人，而宋朝在一年中最多录取的人数达到三四百人，几乎提高了10倍，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在唐朝考中进士后并不能立即授官。关于这一点，我在“古代知识精英心灵探秘”系列第一部里有介绍，这里不在累述。我们看看宋朝的情况，在宋朝，只要考上进士就可以立即授官。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宋朝通过科举制度广揽人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官群体。为了维护这个群体的稳定，朝廷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实际上就是高薪养官。
庞大的军费开支，官俸开支给朝廷的财政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长此以往，如何不冗费、积贫、积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刚刚亲政不久的宋仁宗决定厉行改革。那么，问题就出来了，由谁来积极推动这次改革呢？宋仁宗眼光独到，他看中了心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的范仲淹。
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和贾昌朝为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和富弼为枢密副使。负责改革。当然，负责庆历新政的并非只有这几个人，另外还有蔡襄、余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