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禁。
崇祯何以开禁烟草呢？这主要归功于洪承畴。洪承畴当时任乓部尚书，总督河南、山东、陕西、四川、湖北军务等职，对崇祯皇帝来说，是位镇压农民起义军有功的将领，他向崇祯皇帝请求开禁，其理由是：“辽东戍卒，嗜此若命。”似乎不开禁，不让士兵吸烟，打起仗来就没有精神，更没有把握打胜仗。也许正因为如此，崇祯皇帝便不再计较“吃烟”还是“吃燕”的问题，更多的是考虑军队将士的需求，于是便同意开禁。
按崇祯己卯年（1639年）开始禁烟算起，到崇祯壬午年（1642年）开禁，其间不到四年的时间。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禁烟。
清太宗的禁烟与开禁
清太宗皇太极（1592～1643），是清初的皇帝，他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爱新觉罗氏，满族人。他自1626年至1643年在位，共计18年。
清太宗在位时，由于烟草已经盛行，传播和发展的速度也很快。作为一国君主，清大宗对烟草的态度是坚决的禁止。并颁布禁律。如在崇德四年（1639年）的六月二十六日，曾下了一道禁烟的告示。其告示的内容是：“不许栽种，不许吃卖丹白桂。”因满语中的淡巴菰与丹白桂相似，所以满族人就称烟草为丹白桂。告示称，禁烟已经有些时日了，在王府的贵族中已经得到了禁止，然而民间仍旧栽种吃卖。世人可以回想一下，没有烟草之前，有什么东西损于人呢？现在有了此物就出现了损人的东西，为此要求，自今以后，要坚决地改正，若有人违抗被抓获，便定为贼盗。并以贼盗给以处罚，给你绑枷八日，游示八门，鞭挞贯耳。同时，还要罚银九两，赏给捉获之人。告示还规定，倘有先见者徇情不捉，被后人捉获，并将先见者并犯者一并问罪。对于栽种烟草的地方，地方官不管是否知其情，一旦发现，必治以应得之罪，先打你五十鞭子。如有人告发地方官对烟草种植置之不理者，若情况属实，将给于撤职等处分。这则告示，当时要求各地照誉写行，广为宣传，使之家喻户晓。在告示颁布两个多月后的三十月时间里，刑部审理的“烟案”就多达60余起，处以游行示众、鞭挞、贯耳和罚款者多达百人。此外，还有众多的地方官受到牵累而受罚。为了达到彻底禁烟的目的，既禁下也要禁上。清大宗曾对他的大臣们说：“尔等诸臣在衙门禁止人用烟，至家又私用之，以此推之，凡事不可信矣。”继而，清大宗又进一步阐述了他之所以倡导禁烟的初衷及对大臣们的要求，他说：“朕所以禁止用烟者，或有穷乏之家，其仆人皆穷乏无衣，犹买烟自用，故禁之耳。下当禁而禁，汝等自当直谏；若以为当禁，汝等何不痛革？不然外廷私议禁约之非，是以臣谤君，以子谤父也。”由于清太宗认为烟叶“非土产，耗财货。”对人们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所以，坚持禁止并反复申明禁烟的原因，尤其是对他的大臣们也不放松做思想工作，其目的在于使朝野上下真正形成禁烟的共识。
由于严厉的禁烟措施，使不少隶民百姓及地方官受到了惩罚，并收到了较好的禁烟效果。
还需要提出的是，清大宗不但禁烟，同时对于有关烟具的制造也一并禁止。对于制售烟具者，受到差不多与违禁烟草者相同的治罚。如有位叫陈家茂的人，因做了烟袋壶给烟铺，而遭到将烟具没收，并鞭打八十二下，贯耳，又罚银九两的处罚，共计损失银约四十二两三钱。
对国内采取这种禁止措施，对国外的贸易往来中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据记载，在崇德三年，即1638年6月12日，有22名朝鲜人，将一匹马所驮之烟草在满州发卖，也按告示中所规定的条例，给予了惩罚。同时，对与此事有关的责任人，也给予了程度不同的治罪。
应当说，清大宗对内对外的禁烟政策是十分严厉苛刻的，并获得了一时的奏效，但由于受到普遍反对，尤其大臣们仍旧吸之，以致百姓效尤不止，再加之，满族人认为，应多重视骑射武功，“不习射之罪，非用烟可比。”由于种种原因，使清大宗做了让步的措施，据《东华录》记载：在崇德六年（1641）二月，清大宗谕户部曰：“前所定禁烟之令，其种者用者，屡行申饬，近见大臣犹然用之，以致小民效尤不止，故行开禁。凡欲用烟者，惟许人自种而用之，若出边货买者处死。”
烟禁开放了，但清大宗仍然留有一定的限制，今天看来，清大宗的这一政策，尤其对走私进口者所采取的措施，是值得借鉴和推崇的。
清代品烟典故
清代，福建有一烟商到永康开辟“建烟”销售基地。当时永康烟民都喜欢抽松阳烤烟，建烟很少有人问津。精明的福建烟商除改进烟丝的包装，如外附兰花图案、内藏美丽的贝壳以吸引烟民外，还开展“免费品尝建烟”活动。内容是：为期100天，每天100人，每人一筒烟。这一来，上万名品烟者成了义务推销员，“建烟”很快占领了永康市场。这件事过去已近百年，至今永康民间尚流传着“免费品烟”的故事，其中之一是：一天，一个瘾君子特制一个大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