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明朝万历年间，人们将烟草称之为“淡巴菰”，后来才有了烟草的名称，而天津却习惯称之为“烟儿”。崇祯17年（1644年），也就是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的那一年，山西临汾人张晋凯在天津城北门外大街办起了一座小烟铺。这个烟铺不仅贩卖水旱烟叶，而且还兼售槟榔等爽口之物。最初这个烟铺铺面很小又没有名称，因为是山西人干的，人们俗称之为“老西儿烟铺”。相传小说《施公案》的主人公施世纶任仓厂总督驻节天津时，他的行辕在离烟铺不远的估衣街归贾胡同北口。施世纶喜欢吃槟榔，而烟铺所售槟榔肉厚味醇，最受施世纶赏识，所以他经常光顾烟铺。一次问及店主张晋凯烟铺叫何字号时，张无言对答。施世纶见状，信笔题写“中和烟铺”4个大字送给张晋凯。张视之为宝，遂刻成巨匾悬于门首，从此烟铺名声大振。
烟草初行于市，吸食的人很少，故此烟铺里都摆上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烟具和清水一碗。凡是进店吸烟的人，吸烟以后用水漱口，然后把钱放在桌子上再离去。到了清代初期，吸烟的人逐渐多了，并成为家庭中款待客人的物品了。康熙年间天津名士查为仁在《莲坡诗访》中录有烟草诗四首，说烟草可以“醉人无藉酒，款客未输茶”。到清朝中期，吸旱烟的人在天津“触目皆是”，与此同时，烟草零售业在天津也大量出现，款以“烟魁”吊以大烟袋的幌子，大街小巷比比皆是。
天津把旱烟分成4种，即叶子、 锭子、杂拌、兰花，妇女所吸不外乎锭子、杂拌两种，男子瘾大者喜欢吸关东叶子，斯文人物则喜欢吸兰花。不仅如此，天津人的烟具也很讲究，烟袋多用乌木杆，银嘴、铜锅，“贵者数百金，次者数十金”。并且男女有别，妇女的烟袋长约5尺，男子出门为图方便携带仅长1尺。旧时烟袋与洋烟壶、扇子、扳指，称为男子随身的四宝。
在众多的烟铺当中，“中和烟铺”历经三朝（明、清、民国），营业始终不衰，而且日渐兴隆，1940年前后，在原有平房铺面的基础上，建成5层大楼（前面4层）。楼下为转角柜台出售烟叶，楼上则为账房办公和招待买卖烟叶的客商所用。由于当时已开业300年左右了，故题其门额为“五甲子老烟铺”。这座烟铺之所以事业发达，主要是商店有一套独特的经营作风，中和烟铺以“诚实薄利，服务周到”为经营宗旨，它所出售的烟叶一是品质良，其烟叶视不同品种采自华北、东北和江南；二是能适应不同的吸食口味，店里水旱烟叶样样具备；三是包装迎合潮流。最初烟叶多用白纸包装，20世纪40年代后，包装颇为讲究，如锭子烟起初只用白纸包装，上面加盖中和烟铺戳记，后来改为硬纸盒，外面印有万字锦的绿色花纹，打开纸盖，里面印有“中和烟铺，五甲子老烟铺”的字样。这样即美 观大方，又起到了宣传作用。
解放以后，经公司合营，中和烟铺划归糖业烟酒公司，20世纪70年代地震顶楼倒塌，经修整后原貌已变，但“五甲子”篆子图样至今仍在。
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禁烟的皇帝
明代皇帝朱由检（1611～1644），即明思宗。于1627～1644年在位，共计在位十七年，年号崇祯，俗称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禁止烟草吸食的皇帝，曾因为有人违禁而遭到杀头之祸。
崇祯年间不但已有了烟草，而且已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据崇祯年间进士杨士聪在其所撰《玉堂荟记》中记载：烟草传入中国后大约三十来年的时间，在北方已经普遍地种植，其发展之快的原因，一是由于吸食者众，几乎达到了“无人不用”的程度；二是种植烟草的收入可观。“一亩之收，可敌田十亩。”正当烟草迅猛发展之际，也正是明朝统治岌岌可危之时。当时的皇室官僚广占民田，赋役繁重，天灾不断，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朱由检为了挽救危局，杀魏忠贤，罢黜阉党；旋即又任命一批宦官，增加税赋，调集军队，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军。正当崇祯皇帝处在这种危机的状态下，使他常常疑神疑鬼，担惊受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对崇祯皇帝说，现在的百姓到处都在喊“吃烟”、“吃烟”，这“吃烟”不就是要“吃燕”，这“吃燕”不就是要吃掉咱的“燕京”（当时北京的简称）嘛？这位多疑的皇帝觉得言之有理，痛恶不已，于是在己卯年（1639年）下诏书，令全国禁烟。如有犯者将处死刑。次年（1640年）曾有一个去京会试的举人，他不知其烟已被皇上禁止，随同去的仆人带了些入京，在京城出售，遂彼巡逻的人抓获，便于第二天在京城的西市被杀。这便成为历史上烟草经营者的一大不幸。但这一举措也确实收到杀一儆百的社会效应。自此，烟草的吸食者与经营量便逐渐减少。
不过，在稍后一段时间，民间的烟草经营者因受烟利丰厚的诱惑，但又不愿遭杀头之祸，故将烟草美其名曰为“熙朝瑞品”，仍暗暗销售，而不至于究诘。这种办法还真的灵验，到了壬午年（1642年），上面所提到的那位进士杨上聪进京时，却看到了烟草“鬻者盈衢”的情景，最初他感到十分惊异，后来才知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