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追逐，而智者总是有笑对虚名的勇气和胸怀，受它的诱惑，脚踏实地地工作，力求不使自己背上虚名这种沉重的思想包袱。
晋武帝的时候，王湛官至汝南内史。但是最初的时候，并没有人尊重他。在众人的眼里，王湛一点也不精明，相反还有点木，有点傻。他平时不言不语，从不表现自己，别人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也从不去计较，因此，很多人都看不起他，连他的侄儿王济也瞧不起他。比如在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明明有许多好菜，王济也不让这位叔叔吃。王湛吃不到好鱼好肉，就只吃点蔬菜，可王济又当着他的面把蔬菜也吃了，宽厚的王湛并不因此而恼怒。
王济一次到叔叔的房子里去玩儿，见到王湛的床头有一本《周易》，这是一本很古老又难读懂的书。在王济眼里，这位“傻”叔叔怎么可能读懂这样一部书呢？于是就问:“叔叔把这本书放在床头干什么呢？”
王湛回答说:“身体不好的时候，坐在床头随便看看。”王济怀疑叔叔读《周易》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便有意请王湛说说书中的一些意思。王湛分析其中深奥的道理，深入浅出，非常中肯，讲得精练而有趣味，这是王济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他深深感到，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比起叔叔简直差了一大截。他惭愧地叹息:“我家里有这样一位博学的人，可我三十年还不知道，这是我的大过错啊！”
后来，晋武帝问起他的叔叔王湛，王济就向他说了自己叔叔的学识和修养，连晋武帝也惊讶不已。王湛从此得到了重用，官至汝南内史。
行走于世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平时只管发展和提高自己，而不去追求表现和虚荣，则是一种深层次的人生智慧，因为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只要像王湛善于忍耐，不追求虚名，就能够获得他人真正的敬佩和赏识。
在名利立场上，得失的对立似乎特别明显。然而究其实，两者总是相互转化的，得到反而意味着失去，失去反而意味着得到，甚至得失的不仅是名利，还有很多更重要更深层次的东西。如果在形式上放弃它，反而能够永久地保存。
人生有许多虚浮之事，名利皆是如此。虚名虽能为人带来一时心理的满足感，但它是人世间各种矛盾、冲突的重要起因，也是人生之中诸多烦恼、愁苦的根源所在。对这样华而不实的东西，弃之有何可惜呢？
宁做让利的君子，不做得利的小人
不少人对名利太过热衷，甚至不加区别不要尊严地去夺取，置社会公德而不顾，不惜让人唾弃地去践踏别人的利益。只有见利让利，处名让名，以一副淡雅、低调的心态面对名利的纷扰才是做人的最佳姿态。
面对名利，就要做让利的君子，而非是得利的小人。名誉迷惑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强烈的，这就要看一个人的定力和修为到了一个什么境界了。真正对名利拿得起放得下、知道急流勇退保命安生的，要数范蠡了。他在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以共患难，难以同富贵”，就放弃了上将军的大名和“分国而有之”的大利，隐退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父子共力，后居然“致产十万”，受齐人之尊，拜为卿相口后以为“久受尊名，不祥”，就呈缴相印，尽归其财，在陶地隐居，从事耕畜，经营商贸积资数万，安享天年。
另一个共扶勾践成就帝业的文种因为贪恋富贵功名而不听范蠡的劝告，结果死在勾践的手里。所以，争名夺利实际上吃亏受害的是自己，而淡泊名利的却福利双全，走向更大的成功。
三 国时期的大枭雄曹操就很注意接班人的选择。长子曹丕虽为太子，但幼子曹植更有才华，文采更是名满天下，曹操有易储的念头。曹丕得知消息，问他的贴身官员该怎么办。对方回答说:“愿你有德性和度量，像个寒士一样做事。兢兢业业不要违背做儿子的礼教，也就这样了。”
有一次曹操率军出征，曹植朗诵自己的歌功颂德的文章讨父亲欢心，从而显示自己的才能，而曹丕只伏地而泣，跪地不起，一句话也说不出。问他为何，便哽咽说:“父亲年事已高，还要挂帅亲征，作为儿子心里又担忧又难过，所以说不出话来。”一言既出，满朝默然，都为太子如此仁孝而感动。反过来大家倒觉得曹植只知为己扬名，未免华而不实，有悖人子之孝道，作为一国之君，恐怕难以胜任。毕竟写文章不能代替道德和治国才能，结果曹丕还是被定为太子。可是曹植不吸取教训，不收敛锋芒，不放低自己的姿态，仍然高调地结交名士，以名炫世，最终被曹丕置于死地。
因此，处世低调的人知道在名利二字面前揣摩思量，适可而止，有所节制，懂得适度的可贵。“过犹不及”在此仍然适用。太过于去追名逐利，不仅得不到任何的好处，最终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
如今有不少的机关单位作风懒散不思进取，一杯茶，一张报纸，一根香烟，伴以闲聊胡侃，就会生出种种是非来。过去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总算使那多余的精力发泄了点，而现在呢，只好与同事斗了。这斗的关键不外乎争名夺利。其实争来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