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究下去。永顺钱庄的掌柜沈七在狱中服毒自尽，方泽一人揽下了所有的罪名，这案子证据不足，是否还要深究下去，便是旧党内部，也已经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人对吕惠卿恨之入骨，一心想要穷追猛打；但却也有人开始感到厌倦，他们担心这个案子转变成新旧两党的互相报复，希望朝廷在这节骨眼上不要被这些事情分散太多的精力，因而主张见好就收。皇帝也有意息事宁人，他更关心的是国库里的钱，太府寺卿薛向一病不起，新任的太府寺少卿张商英又未到任，赵顼便令翰林学士李清臣暂时代理太府寺卿，催着要把从左藏库中流失的交钞收缴回来。
在永顺钱庄案中真正得到好处的是蔡京。司马光对他赏识有加，推荐他为户部度支郎中，没几天，蔡京便找了一堆诸如户部事务繁剧、自己于司法程序需要避嫌之类冠冕堂皇的借口，将这案子彻底丢给了马默与李舜举，高高兴兴去户部高就了。
石越很难判断司马光究竟是不是在“拉拢”蔡京，不过他也并不担心这些，尽管现在蔡京两面都献着殷勤，但要说蔡京会冒然投靠旧党，却也为时过早。石越向皇帝推荐苏辙接任司马光的户部尚书一职，已经得到司马光的首肯，这显然要比蔡京重要得多；做为回报，石越也默契地接受了不到五十五岁的旧党名臣刘挚担任权御史中丞——这个刘挚是仁宗时赫赫有名的“河朔三令”之一，性格峭直，既通经术，又有吏材，因韩琦推荐入馆阁，熙宁初年得到王安石器重，先提拔为中书检正官，一个月后，又荐为监察御史里行，不料任命刚下，刘挚便高兴地吩咐家人收拾行礼，然后便大肆攻击新法，还当面对赵顼说：“我是河北人，不认得王安石。”其后虽然被贬，但皇帝却很维护他，在各路州做了近十年的地方官，终于还是召回汴京，由礼部郎中到宗正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国子监祭酒，升官速度也快得吓人——这也是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人选，刘挚是所谓“旧党”中的一种典型，虽然被新党视为“旧党”，但他崖岸高峻，却是个连旧党君子们也不怎么愿意亲近的人物，在朝廷没什么过于亲密的朋友，可能是因为同样厌恶自己的子侄通过父荫得官，反倒是刘家的子侄辈与章惇家的子侄辈关系极好。所以，与其认为他是“旧党”，倒不如说他是所谓“孤臣”更为恰当。
不过，这对于旧党，却也算是迟来的胜利。而对石越来说，他染指御史台的机会并不大，此时更没有心思去纠缠于权力分配的斗争。在石越看来，他面前有无数的麻烦，西南夷是个麻烦，伏虞县是个麻烦，益州是个麻烦、交钞是个麻烦，什么陈世儒案、永顺钱庄案、御史中丞、户部尚书……这些都不过是一个一个的麻烦。有些麻烦牵一发而全身，互相纠缠在一起，那是大麻烦；而有些麻烦只要谨慎一点，可以单独解决，那就是小麻烦。相比如何解决益州的问题，如何维持交钞的信用、稳定钱钞比，如何抑制物价上涨，汴京的权力分配，远远没那么头痛。汴京的政局看起来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而益州局势与交钞问题，却让石越时时担心它们会持续恶化，完全不知道它们又会引发什么样的新麻烦出来……
然而担心归担心，尽管被人们寄予厚望，但石越暂时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立收奇效。
想从几千里之外的汴京，遥控指挥益州的军事行动，那只会收到灾难性的后果。皇帝曾经很想采纳枢府的意见，一面命令高遵惠、陈元凤抽调厢军、乡兵、弓箭手在伏虞县以及蓬州四周州县布防，并设法稳住陈三娘子一伙；一面要求王厚、慕容谦暂时对西南夷不要轻举妄动，禁军兵力要由入蜀的冯京节制，先行平定伏虞县暴乱。但这个计划却被石越极力阻止。石越并没有给赵顼一个更好的计划，他只是力劝皇帝给高遵惠、陈元凤与王厚、慕容谦分别下达了一道一模一样的诏令：在冯京到达益州之前，许其便宜行事；在冯京到达益州之后，益州一切军政事务，皆归冯京节制。
没有传说中的锦囊妙计，也没有料敌千里之外的神奇，更没有完备细致的应对方案，这样的建议并不能让皇帝安心，甚至连司马光与韩维虽然在表面上赞赏，心里也不是没有怀疑与担心的。大家总觉得要自己亲自做点什么才能安心。
不仅如此，石越还阻止了枢府向益州路大举增兵迅速平叛的计划。不过这件事却得到了司马光真心实意的支持，增兵意味着增加益州的补给压力，司马光已经想尽办法想向益州运送物资，但进蜀远比出蜀要艰难，而且远水也难解近渴。
但石越虽然认为盲目增兵，弊大于利；暗地里，他却每天都要祈祷陈三娘子不要变成流寇，占山为王也好，据城自守也好，这样的叛乱好对付，但倘若变成流寇就麻烦大了，不仅各地的干柴很容易被点燃起来，而且对付流寇，自古以来就不存在什么省力的办法。到时候，宋廷就只能被迫增兵了。石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有信心。
所以，在不知情的人看来，石越等于什么都没有做。而每天例行的两府聚议，也如没白开水一样没有意思。
不过石越也没有心思去顾及别人的审美，例行聚议之后，石越给苏轼写了封书信，讲了皇帝对辽国的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