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朦胧的月色中穿过第五街，去威灵顿的一个中国餐馆吃家乡菜。那晚是万圣节的第二天。威灵顿街显得幽深安静而破旧，许多万圣节的灵幡和装饰还挂在街上，到处是南瓜和蜘蛛网，营造出一片鬼域景象。很多人喜欢这样的节日，孩子们拎着南瓜灯，要来一袋袋糖果。然而，我却绝不喜欢。我很想扮成的是钟馗，贴在各家的门上，那样，我就有了故乡的感觉。我这样说时，强子不说话，我知道他沉默的含义。我在他眼里，一直是不肯与现实相融的人，就像在中国，我要出国，在魁北克，我会生活在对中国的回忆中。
其实你这是一种病态。他有一次对我说，人是应该对环境妥协的。人与现实融为一体，才有感到幸福的能力。
幸福很重要吗？我说，那只是一种麻醉而已。事实上，我
们是人生的过客，就应该像过客一样无所定居。
威灵顿是廉租区，也是法裔穷人的聚居地，有人说现在这个区的少数民族是中国移民，也因此这里有了除唐人街之外最多的中餐馆。我们在晚秋的寒凉中，把眼睛贴在红砖墙上，逐一查找着那个记忆中的餐馆。它最近又换了主人，而新名字我们还没有记住。所有的主人都是新来的移民，在各种可以谋生的行当里一试身手，然后，或者快速转行，或者销声匿迹。很少有人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所以所有人都在找寻稳定。我们是来自东方的新人，寻找和尝试，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必经之路。
后来我们在一家叫La Belle Province 的魁北克特色餐馆的巨大阴影里找到了那个餐馆，找个靠窗的位子坐下。
小店里散发着昏暗的灯光。简陋的桌椅并不整齐，引人注意的是墙上挂着一面大电视，正在播放中国新闻。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理由。在说了一天英语或法语之后，我们想听听家乡的语言。中文，对我来说，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我的语言，有时，我会像想听音乐一样听中文，有时我的眼睛只是停在几个中文字上，我第一次发现，中文是这样一种骨骼匀称间架均匀的物体，像一座座小房子，可以盛满我的所有思考。我于是明白了吉米为什么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那只是他的语言而已，而刚来时的我，居然真的会去找法语与音乐的关系。如今我对法语的兴趣越来越淡然，却好像怀念家乡的美食一样怀念中文。在此时此地，中文对我，也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明天我要把我的发现告诉吉米。
我坐下来时，强子还站着张望。强子说为什么坐这里，我知道他想坐在里面靠后的一排，去看中国电视。但我想看那幽暗街灯下昏昏欲睡的街道，和那街边偶尔走过的在寒冷中战栗的人。他便不再说话，赌气地坐在我对面，这样他只能侧着头看电视，那姿势很别扭很不舒服。
也许他再坚持一下，或者我们再商量一下，就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可以看电视也有窗子，比如，我们可以坐在桌子的一面，我看窗外，他看电视。但他不再说话，我们就停在一个别扭的状态里，好像时间没力气向前走，就此止步。
我很多次悲哀地认识到我们的现实，却像一个局外人那样无能为力地看着，什么也不能做。你们就是沟通不好。素素劝导我说，大家把心里想的都说出来，问题不就解决了？
问题是你说不出来。我说，你知道声音撞在墙上的情景吗？
那要看什么墙，素素说，如果是回音壁呢？
那无疑是最糟糕的情形。我说，因为它只是重复。
窗外昏暗的街景，好像是一幅老旧的黑白电影里的镜头。往来的人们，孤独行走的，结伴而行的，因为这片窗子的间隔，突然有了不同时空的效果。我趴在窗子上，发现玻璃上有些许白雾，我伸出手来，开始在白雾上用三个手指印小熊的脚印。
越过强子的背后，在我的视野里，坐着三个三十岁上下的中国人。一男两女。两个女人一个白衣一个青衣，年龄相仿，我在心里快速给她们起了名字。白娘子面色平静有点心事的样子，小青却是能说爱笑。看盘里的菜，他们大概吃在一半。小青与许仙相谈甚欢，白娘子更多的时候，只是倾听。
然后我们点了菜。等的时候，有一个面带疲惫的中年女人走进来，在旁边桌子坐下，她穿着一件大而厚的蓝色上衣，头上裹着一个蓝白色相间的花格子围巾。一个当地白人，坐在她旁边的一张桌上。那白人看起来个子很高，很健壮。神情木讷，苍白的脸上写满饥饿。
中国新闻正在播报天宫与神八的对接成功。然后换了画面，李世民家谱的研究者提出一个新课题——兰州和西安的李氏五百年前是不是一家。
这时我听到背后的小青很高腔地说，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前途在哪儿，我感觉好累好辛苦。
因为她的动情，我注意地看她。那个男人点着头同意，白娘子只是笑，无声无息，好像一幅画。
强子坐在我对面一直没说话。他不再歪着头看电视，而是低下头思考着什么。他的手指无意识地画着那简陋而颜色不清的桌面。我知道他在干什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