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符合逻辑的步骤。”她还公开承认，“我就是拒绝说我不反性。”德沃金1992年11月在伦敦对《晚报》记者说：“事实就是女人并不那么喜欢性交。性高氵朝的稀少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以为自己喜欢性，就像有些奴隶以为自己喜欢摘棉花一样。”（转引自Grant，）反性派女性主义者杰弗瑞斯则提出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口号：“从所有未经邀请的男性接触中解放出来。”（Jeffreys，inCoveney，etal，22）在《反对快感》一书中，杰弗瑞斯说：“异性恋就是使男性优越的社会得以形成的体制，因此它必须被废除。”她斥责那些屈服于对男性的欲望的女性，说她们的倾向是男权思想的回潮。
杰弗瑞斯将异性恋与其性别基础相分离，置于另一种两分结构中，即两性权力区别的结构中。她认为，“异性恋欲望是性感化的权力差异……它起源于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即使在同性关系中也可以存在。”（转引自Wilton，inAdkins，etal，）麦金农在谈到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同男性建立平等性关系的女性时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为你高兴；接下来的反应是，你可能有没看明白的地方；我最后的反应是，再等等看。真实的情况是，男人和女人是在两性不平等的情况下经历性行为的。在观察了我的许多朋友之后，我得出结论，平均来说，男女双方一般只有两个星期的平等。”（MacKinnon，inStanton，）反性派女性主义者认为，异性恋性关系本身就是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女性是受压迫的阶级，这一压迫是通过性统治和性控制实现的。男性对女性的性统治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实现的。
直接方式是指通过强奸及其他明显的性强迫方式；间接方式是指女性被教育成把自己身体的性殖民化当作性快感来对待。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还拥有一种其他压迫机制所没有的“合法性”，那就是以男性的性本质作为社会控制的力量。它的表现形式包括强奸，性谋杀，在街道上、家庭中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对儿童的性虐待（其中90%是女童），打淫秽电话等。女性不断受到男性性暴力的威胁，不断被提醒她们所处的低下地位，不断因为是女性而受到惩罚。性暴力表明，统治、贬低、羞辱女性的欲望只不过是天生的正常男性性本质的极端形式而已。这些正常的男性性本质包括暴力，攻击性，阴茎中心，性与爱的分离，女性的客体化，恋物倾向，不可控制的性冲动等等。（Coveney，etal，反性派女性主义就是这样将两性间的性行为定义为男性权力的实践。反性派女性主义活动家用这种观点向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挑战。这就是她们对性暴力和淫秽色情品的分析的基调，也是她们对男性的性定义和性结构所做的基本分析。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二个攻击目标是性的商业化。在西方，女性参与性工业的方式可以被概括为五大类：脱衣舞女，色情舞女，卖淫女，色情电影女演员，色情照片女模特。激进女性主义者反对所有这一切，认为这是女性的商品化，而女性的商品化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是父权制环境中使男性无条件接触女性的合法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否定这些活动，但她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的，她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妇女的贫困和妇女在经济上受歧视造成的，是经济上的受压迫地位导致妇女成为男性的性客体。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三个攻击目标是性解放和对性的开放态度。她们认为，如果性解放的条件由男性来决定，性解放就绝不是女性的解放。在70年代末期，反性派女性主义者激烈抨击与陌生人发生的开放的性活动，那些在单身酒吧和夜总会寻找性伴的性活动。此类性活动，以及虐恋性活动，成人与少男少女的跨代性活动，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恋性活动，都被划归统治与屈从的父权制关系，被认为是反女性主义和反女性的。她们认为，女性看重的是亲密的性关系和浪漫的温存，不喜欢情感淡漠的性关系和作为性客体的“一夜情”。从这种观点出发，对女性来说，良好的性活动是那些使她在暴露自己的性的弱点时感到安全的性活动，而不是使她感到存在着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威胁的性活动。因此，对于女性来说，真正能够使她满意的性活动就是同一位可爱的忠实的伴侣之间的一夫一妻制的性活动。在这个艾滋病时代，开放的性被视为危险的性，开放的性有多个性伴，而有多个性伴被视为不安全的性。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四个攻击目标是女同性恋活动。在1969至1971年间，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OW）企图将女同性恋者从她们的组织中清除出去。这种倾向被弗里丹（Betty Friedan）称为“紫色威胁”，是向男权主义性关系的倒退，会对女性主义运动造成损害。但是在随后的10年间，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成为妇女运动的决定性力量。对女性主义政治与女同性恋性倾向的这一结合的最佳表述是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的一句名言：“女性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然而，由于许多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的性倾向看作是有意识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