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的同事C的弟弟在加州硅谷的一家新建公司工作，它的创办人曾是著名的思科公司的总工程师。就冲着这个原因，各路风险投资家们都哭着喊着要给这家公司投钱。虽然互联网的形势已经大不如前，但这家公司仍然坚定不移地向着IPO迈进，准备在上市前进行最后一轮融资，并且很“慷慨”地给员工及其家人和朋友“预留”了投资额度。我把融资文件研究了一下，看到列举的参与这一轮融资的都是硅谷大名鼎鼎的风险投资公司，又听C的弟弟说，公司创办人是工作狂，连星期天都去上班，因为他的思科股票早就让他成了亿万富翁，再创办公司不是为了钱，而是挑战思科，追求更高层次的满足感。这样的公司不成功简直说不过去。前两年公司上市，股价动不动就涨个几十倍，这回保守估计，就算它只能涨个一倍吧，我们投上一笔，上市后好把在那家半导体芯片公司上损失的钱捞回来，要是革命形势好转，上市大获成功，说不定我们可以提前退休。这回我和老公共同拍板：坚决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是事情比我们的最保守估计还要糟糕个几十倍。公司上市的日程不断推迟，产品虽然技术先进，却无人问津。倒是思科愿意收购，出价却不高，只能让最早一轮投资人勉强收回成本。思科的意图显然是要把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买断。创办人大发雷霆，冲着和他摊牌的风险投资家们扔下一句：“你们要卖我就辞职。”要知道这家公司的主要价值就是他的名声，他要是跑了，思科不会有一点点兴趣。风险投资家们只好拒绝了思科这最后一根稻草。公司苦撑了一年多后终于关门，还是思科来料理的后事，只象征性地用了一点钱就把整家公司的知识产权买下来了，并且留下了几个关键的技术人员。几乎所有投资人的钱都打了水漂--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血汗钱。后来听说那个创办人与思科签了“非竞争协议”，很潇洒地去云游四方了。
我们退休基金篮子里的鸡蛋就这样全部摔破了。假如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对外界稍微多关注一些，我可能会早几年转向，不会“浪费”那么多年，最后搞了个“博士未遂”仓促下海。假如我早点从商学院毕业，多赚点钱多买点“鸡蛋”攒着，也不至于在高科技泡沫破裂之后一个鸡蛋也不剩。假如我没有盲目崇拜老公，没有让他“一手遮天”，早点发现他捅的“娄子”，来个悬崖勒马，我们的损失可能不至于如此惨重。假如我没有赌徒翻本的心理，没再往那家新建公司砸钱，我们小家庭的经济基础就不至于受到毁灭性打击。我痛定思痛，决定转行投资管理，发誓这样的悲剧绝不能再在我们家重演。当然，我也想靠踏入与钱直接打交道的行业提升自己的收入，把家庭经济搞上去，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这样我以过了而立之年的高龄，重新做人，毅然投考注册金融分析师（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以下简称CFA）。
我的觉悟
三年里经过无数次挑灯夜战（考第一级时儿子计划外报到，我是考场里唯一一个孕妇考生），我终于拿到了那张证书。然而我最深刻的感触是：考试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我这样说绝不是刻意显示自己有多厉害--CFA考试的强度和淘汰率是众所周知的，每一轮考试结果揭晓时，我也心怦怦跳，紧张得很。我想强调的是，本来我在金融财务方面是一张白纸，无知因而也就无畏，再加上无所谓。几年投资管理行业的实战经验让我领会到，答对考试题目比起在生活中运用这些理论（尤其是涉及真金白银时）要简单得多，因为人有很多不可定性的意识、心态、冲动、偏见等，它们会扰乱一切有着精美结构的理论所描述的状态。高科技泡沫破灭期间我所受到的“创伤”让怀疑主义在我的心目中永远占据一席之地，从反面或者最坏的角度想问题成了我的习惯。我不会因为我有证书在手，就认为自己站在真理这边，也不盲目迷信其他的“持证专家”或者高手。对于那些越有赚钱把握的东西，我的革命警惕性就越高。
不过，最让我醍醐灌顶的觉悟却和我刚来美国时在象牙塔里学习的“脱离实际”的政治学博士生课程有关。美国大学里的讨论课制度让学生大量阅读，然后在课上各抒己见，教授只需在课堂上引导一下讨论方向。我记得我的第一本教授规定阅读的书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说实话，虽然没碰到什么单词问题，但是那一本薄薄的书我没太读懂，也不太明白教授为什么把这本书摆在课程之首。上课讨论的时候，我就没怎么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