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廷贤的著作中另有一首《摄养诗》，诗云：
惜气存精更养神，省思寡欲勿劳心。
食惟半饱无兼味，酒至三分莫过频。
每把戏言多取笑，常含乐意莫生嗔。
炎凉变诈都休问，任我逍遥过百春”。
另外，龚廷贤还有一首《延年箴》，对老年养生也很有益处，其文曰：
四时顺摄，晨昏护持，勿为无益，当慎有损。
坐卧顺时，勿乏身怠。住行量力，勿使形劳。
悲哀喜乐，勿使过情。寒暖适体，勿侈华艳。
动止有常，言谈有节。呼吸清和，安神闺房。
诗书悦心，山林逸性。心身安逸，四大闲散。
救苦度厄，济困扶危。
龚廷贤的养生诗文字虽不多，但内涵很丰富，老年人如能潜心研习，并身体力行，付诸实施，那么对人们养生保健，益寿延年，一定会有所裨益。
张景岳的“温补”养生经
明代杰出的医学家张景岳，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张景岳是传统医学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
张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13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张景岳闲余博览群书，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对医学的领悟能力很高。
张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保国，他在军中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女真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张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终使他尽弃功利之心，退伍开始潜心于医道，不久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奉为仲景、东垣再生。57岁的张景岳返回南方，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崇祯十三年，张景岳去世，终年78岁。
张景岳早年推崇朱丹溪之学。朱丹溪，名震亨，字彦修，义乌（今浙江义乌市）赤岸人。世称“丹溪先生”或“丹溪翁”。朱丹溪倡导滋阴学说，创立丹溪学派，医学成就主要是“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倡导滋阴学说，对祖国医学贡献卓著，后人将他和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一起，誉为“金元四大医家”。
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丹溪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医生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
张景岳在多年临床丰富的实践中，逐渐摈弃朱丹溪的学说，倾向于学习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薛己，字新甫，号立斋，明代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他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张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
张景岳的学说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不走险招，且是病皆可医，是人皆可用，故世称王道，但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张景岳大概在中年以后著书立说，其著作首推《类经》，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30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内经》“经文奥衍，研阅诚难”，确有注释的必要。《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王冰未注《灵枢》，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素问》、《灵枢》两卷经文互有阐发之处，为求其便，“不容不类”。故张景岳“遍索两经”，“尽易旧制”，从类分门，“然后合两为一，命为《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
张景岳的《类经》分经文为十二类、若干节，根据相同的内容，拟定标题，题下分别纳入两经原文后详加注释，并指出王冰来注释《内经》的各家不足之处，条理井然，便于查阅，其注颇多阐发。张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意，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同年，张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