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积极意义，可是变法最后结果是失败，变法是失败了，但变法的余波却长远地蔓延开去，越来越演变为一种远远超出变法本身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整个北宋王朝。
一
当北宋的步伐迈向中年，各项矛盾日益激烈和突出，各类官员“十倍于国初”，而且北宋官员的俸禄是高得出奇的。除了庞大的官员队伍，北宋的军队数量也不断增加，沉重的官晌和军晌都落到人民头上，国家财政赤字日甚。加上军队战斗力极弱，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长期处于劣势，在积贫积弱状态下，农民和士兵起义不断发生，国家内忧外患十分严重，北宋统治者认识到，不改革难以摆脱这种社会危机。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范仲淹主持过一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新政的中心是整顿吏治，裁减官员，选拔贤能，并注重发展农业生产。然而，由于新政触及了官僚权贵的利益，仅推行一年就被取消，范仲淹也被迫离开朝廷。
王安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了变法的历程。熟读史书的王安石该知道变法者的险恶命运，况且他的同僚范仲淹还为他作出了榜样，不过，他义无反顾，是自信自己的能力还是对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二者该兼而有之。王安石是江西人，进士出身，在地方为官多年，深切认识到北宋政治的弊端，他以深刻的政治眼光和高度的责任心，向皇帝上万言书，系统阐述改革思想，可是未受到宋仁宗重视。直到宋神宗继位，这位一心想变法图强的年轻的帝王终于召王安石赴京主持变法事宜，这一年，王安石47岁。
变法的内容涉及富国、强兵和选拔人才三大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的贫弱局面。可是，没有哪一种变革会是一帆风顺，没有哪一种新东西会被人们抱以阳光的心理接受，王安石变法也不例外。由于变法极大地损害了权贵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团结起来，对王安石给予强烈的人身攻击。同时由于变法本身存在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强国与富民的关系，没有争取了更多的支持力量，以及变法的推进太快等等，一批如司马光、苏轼这样的正直人士也站到了反对派的立场上。无论是出于私心，还是出于政见的不同，总之，反对的人是越来越多，最终于凝聚成一股力量，被统称为反对派或保守派，也叫旧党，而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者们则被称为改革派或顽固派，也叫新党。
一个以富国强国为单纯目的的变法，在举步维艰的推进中，结果引出了两大派系。派系一旦产生，问题的严重性就愈演愈烈，面也牵扯得越来越广，新、旧党之间针锋相对，你来我去，他们围绕着所谓的“祖宗之法不能变”等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唾沫横飞。旧党大力倡导对前代帝王的精神追念与推崇，王安石则大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来反击。随着争论的深入，两党积怨越来越深，最后演变成派系倾轧和斗争。以王安石为首的一批支持或反对变法的人物命运也开始走上变幻莫测的起伏沉浮。
二
在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推进的时候，苏轼看到了因变法带来的种种弊端，于是义无反顾地站到了反对者的立场上。此时他本为京官，而且很受宋神宗赏识，但是，由于变法立场的问题，苏轼遭到强烈人身攻击，他不得不辞去官职，到杭州做了一名通判。苏轼在杭州政绩十分突出，日子过得也不可谓不逍遥，还作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美丽诗句。苏轼这一离京就是八年，远离朝廷的他却还是被卷入一场巨大的飞来横祸中，这场祸同样源自苏轼的旧党身份。
由于宋神宗一心一意推行新法，却屡屡遭受反对，在强烈的挫败感中，他想到要严厉打击反对派，皇上身边的一批小人立即想到了苏轼，因为苏轼是反对派中的二号人物，没有一号人物司马光那样难以撼动，而且性格比较张扬，容易抓到把柄。果不其然，他们集中力量对苏轼的诗稿进行研究，硬说其中有讥讽新法，谩骂朝廷的意向，苏轼很快被关押。这一关就是103天，苏轼显些丢了性命，最后在大量人物的营救声中获释，最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还没有薪水，苏轼及其全家的日子苦到了极点，他的政治生涯也降到了谷点。
在黄州过了4年多，新法在北宋也推行了16年，宋神宗总觉得很不顺利，宋神宗的思想再度发生变化，由原来专用新党人物转到两党人物并用，于是皇上又想到了人才难得的苏轼，将他由黄州调到汝州，虽然仍然是个团练副使，但离京城更近一些，传达的政治信号十分明确，就是神宗想起用苏轼了。于是苏轼携全家离开黄州北上，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心一意图求富国强兵的宋神宗，因为终其一生都没有实现理想，最后积劳成疾，以38岁的生命撒手人寰，他10岁的儿子继位，政权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掌控。
高太后是变法极力的反对者，她一执政，第一件是就是全面废除新法，启用旧党人物，史称“元佑更化”。在元佑更化的新的政治背景下，旧党人物苏轼被一步步招回朝廷，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三品大员，达到人生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