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生活的需要方面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带来，就我所知，我与生俱来拥有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从这一点上说，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时代的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收进来。这个时代与我可贴近呢，我从未与之斗争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倒有资格代表它。对于这个时代的那微不足道的积极东西，以及对于那成为另一极端、反而变成积极的消极事物，我一份遗产也没有。”
在卡夫卡著名的“八开本笔记”中，像这样闪耀着思想火花的章句非常多，当然，也包括令很多读者感兴趣的那些箴言。这是卡夫卡小说创作之外的创作，是一笔属于卡夫卡的财富，也是研究卡夫卡文学创作和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
1919年，卡夫卡与一个叫尤丽叶的女人在他的生日那天订婚，并宣布了结婚的预告，但就在他们的婚姻即将成为现实的前两天，两人发现他们租借的那套房子已经被租出去了，这个不大不小的变故却严重地影响了两人的情绪和对婚姻的看法，尤其是影响了卡夫卡，于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结局出现了，卡夫卡的第三次婚约就这样宣告失败，尽管两人并没有正式宣布解除婚约，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很快地，卡夫卡又遇到了他生命里极为重要的另外一个女人密伦娜。
1919年10月，短篇小说集《乡村医生》和《在流放地》出版。但就在他将新出版的作品按习惯要送给父亲时，却又一次遭到了父亲的冷漠对待：“把它当在床头柜上！”屡次受到伤害的卡夫卡感到伤心和愤怒，也直接导致了他在这年的11月写下了那封长达三万五千字的《致父亲》的长信。关于这封信和卡夫卡父子俩的关系，前面的章节已提到过，在此不再赘述。
与密伦娜的交往并不长久，很快，他在退出了密伦娜的关系之后，再次回到了他最熟悉，最驾轻就熟的文学世界里，忍受着疾病带给他的无以抑制的折磨和绝望，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作。从1920年8月底开始，他开始创作他最后一部也是最为重要的长篇小说《城堡》。在此期间，他还创作了《城徽》《我们的法律》《海神波塞冬》《兀鹰》等短篇小说，只是这些短篇小说，就成就来说，没有达到前一段时期的短篇小说的高度。卡夫卡时下也许没有更多的心力来关注他的文学创作，病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致使他不得不分出心来，为自己羸弱的躯体增加抵抗疾病的力量。但是，长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和对尘世的恐惧陌生等情绪，摧毁了卡夫卡“最瘦”的肉体，而在病痛治疗过程中，与医生的照面，与更多患者的照面，与战乱不断的世界的照面，使他的恐惧心理更加严重。当肺结核已经成为致命的病因时，更残酷的打击接踵而至，那就是，他还感染了双侧肺炎，这更进一步加深了卡夫卡的恐惧意识。也许让别人，让读者们感到欣慰的是，屡次敦促卡夫卡去接受更进一步的检查，并检查出双侧肺炎感染的人，正是他的父亲赫尔曼。但卡夫卡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有意，还是无意？）这一点，就在检查出双侧肺炎感染后不久，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关于疾病本身的恐惧不如关于母亲、父亲、上级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恐惧。”这样看来，卡夫卡恐惧一切，但其恐惧的中心还是人！整个人类都让他感到恐惧，也许，这种情况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整个犹太人共同的恐惧，卡夫卡只不过是他们中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
这个孤独、恐惧到极点的人，在1922年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过去没落的原因是否仅仅确系极端的自私自利，确系那围绕着我的恐惧，诚非围绕更高的‘我’的恐惧，而是围绕着我那平庸的舒适感的恐惧。这念头是如此确定不疑，以致我从我自身派生出了复仇者……”
在这年的5月19日的日记写道：
“两个人在一起时他觉得比一个人时更孤单。如果他同一个人在一起凑成了两个人，那第二个人将会来抓他，而他将只能听任摆布。在他一个人的时候，尽管整个人都来抓他，但无数伸出来的胳膊将互相纠缠，于是一个也抓不着他。”
在孤单、恐惧、陌生和疾病的压迫下，卡夫卡依旧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在这一年，也就是1922年2月开始，卡夫卡又相继创作了他生命的晚期极为重要的几个短篇小说：《最初的悲伤》《突然出走》《律师》《饥饿艺术家》。在这些作品中，《饥饿艺术家》最为成功，卡夫卡自己也比较满意，是他在遗嘱中要求保留的作品之一。
“……我所写的一切只有印成书的有效：《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刑营》、《乡村医生》和故事《饥饿艺术家》（那几本《观察》可以保留，我不愿麻烦任何人花费力气把它们捣烂做纸浆，但是不可将任何作品重新付印）。我说那五本书和那篇故事有效，并不是说，我希望重印并留传后世。恰恰相反，如果他们完全遗失了，倒正合我本意。由于它们已经存在，我不想阻止任何有兴趣得到它们的人得到它们。……所有这一切必须毫无例外地烧毁，我请求你尽快去做。”（见《卡夫卡集》《致马克斯·勃罗德》 第45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