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K其时正躺在一块断裂开的石头上等待着死神的召唤，但他所看到的这个场景和内心所想，突出了一个牺牲者在罪恶而又荒谬的世界里所能想到的一切，真切，动人，略带着淡淡的凄怆，就像那滑过空气，即将落下的屠刀，也像他不息抗争的生命。这个情景像电影镜头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闪动在读者的眼前，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记忆里。而生命的扼杀者和多年以后的阅读者，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呢？而没有言语的K只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和他伸出窗口的双臂，猜测着他的身份和德行，但他最终也只能按照他的逻辑，渴望能获得生的机缘，让他继续活下去，因为片刻之后，他的末日就到了。
“但是，其中一位先生的双手已经扼住K的咽喉，另外一个便把屠刀深深地戳进K的心脏……‘像一条狗似的！’K说，好象他人虽然死了，而这种耻辱却依然存在于人间。”
《审判》完成了，它似乎并被给卡夫卡带来过多的兴奋，甚至也没有预期的声誉，尽管它很快就被读者和评论家看成是他绝对重要的一个作品。《审判》消耗了卡夫卡太多的精力，也使他想到了许许多多的人事。但这些带着歉疚或负罪意识的想法，与《审判》里潜伏着的更加明显的悖论，只不过依旧还是那个神经质和反抗“原罪”的卡夫卡。
卡夫卡在1914年完成的重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在流行营》，是在《审判》写完之前完成的。尽管卡夫卡本人对这个作品并不十分满意，但就整体来看，它依然可以看成是卡夫卡那个时期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虽然前面我们已经粗略提到了这个短篇的主题和故事梗概，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在这里更详细地解读一下这个小说。卡夫卡在创作这个小说时，以接近加缪“局外人”的冷静和深刻，对那个时代狂热的战争进行了批判，揭示了人性的扭曲和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认识和审察。这个小说与《审判》有着同样的蕴涵，那就是“不由分说”的审判和判决，并挖掘出了隐藏在这些审判和判决背后的“悬而未决”。这更加突出了卡夫卡灵魂深处一直存在着的生存恐惧和存在性不安，并从这个人类的命运这个大前提和角度来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反思，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作品中，卡夫卡描写的那架貌似以公正为宗旨，技术性能高度精密的军用行刑机器，其实是一架残忍的、荒谬的杀人机器。操作这架机器，也就是执行行刑任务的军官是“不由分说”的法律程序的绝对忠实的“奴隶”，他最乐意进行的杀戮方式就是用这架机器在犯人的身上刻十二个小时的花纹，显然，这十二个小时对犯人的折磨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快感，然后才让犯人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而更令人发指的是，这种行为被执行者当成艺术来操作和欣赏。而躺在行刑机器上的犯人却不知道法庭是如何对他进行宣判的，其实也就是不知道自己被判决了，也就不知道自己所获什么罪，被执行的是什么刑罚，也就不可能为自己辩护，更不可能找辩护律师，他只有在行刑军官残忍而变态的折磨中，才意识到自己所获得的是死刑的惩罚和在痛苦挣扎中咽下最后一口气。小说最绝妙的地方在于，当新来的行刑军官，即新来的司令宣布废除这个酷刑的时候，这个狂热的操作者则躺在行刑机器上，说要亲自体验和接受这种酷刑。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亲自“体验”行刑机器执行刑罚的军官，是被一种来自“局外人”的讽刺和批驳所影响，他除了变态的心理之外，是要通过自己在行刑机上的实验，来证明这种酷刑的合理性和“人性”化，从而认定他以及他所从属的法制机构所从事的这种司法行为的公正性，破除人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是荒谬的看法。但结果却并没有按照这个为自己所信仰的司法制度所认定的那样发展，“局外人”并没有看到一出真正公正和人性化的演出，而是更加认定了这种行为的残酷和荒谬，那个军官不仅被行刑机器分裂，杀死，而且更进一步揭示了这种“不由分说”的审判和判决的恐怖和怪异。
卡夫卡写道：“……耙子不写字，它只在扎，床不滚动身体，而是只将身体颤悠悠送到针尖上去。……他伸出双手。可是这是耙子连同被叉在上面的身体已经爱向上升起，这在以往是耙子在第十二个小时的时候才做的事。……如今这最后一个动作不灵了，身体无法脱离长针被悬在坑的上空。……被判决的人简直是转过身去了，旅行家不得不走到他们那边，强迫他们向军官头部那边走去。这当儿，他们几乎是不由自主地看了看尸体的脸部。这张脸就和活着时的脸一样，看不出什么许诺的灵魂得到拯救的征兆。所有其他人曾在这台机器上所发现过的东西，军官并没有发现。他双唇紧紧挤压在一起，两只眼睛睁开着，露出生命的神态，目光平静而自信。大铁针的针尖穿过其额头。”（见《卡夫卡集》 《在流刑营》 第133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14年是卡夫卡文学创作丰收的一年。没多久，即1915年初，他重新与菲莉斯相会，爱情再一次抓住了这个孤独、需要被拯救却永远惴惴不安的男人，让他暂时离开了让他亢奋，却又耗损他精力和健康的文学创作。于是，1915年1916年两年的时间里，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