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和结果都是莫名其妙的。主人公被宣布逮捕后，依然享有人身自由，但这种看起来与平常时节无二的“自由”对于主人公来说，是一种间接的、但极为残忍的折磨，是一种慢性的“他杀”。比如，法庭通知他接受初审，却并没有确定初审的时间和地址，这让约瑟夫·K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和焦虑，究竟是要审还是不审？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他觉得又该有电话来告诉他要进行审讯时，可那个电话始终不来，于是，等待再次审讯又成了折磨他的一个因素，比第一次来得更加严重，他就处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之中。而更让他感到莫名其妙的是，由于他的迟到或别的什么原因，法庭则声明今后不再有审问他的可能了，那不再是他们的义务。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这种强调不再有再次审讯的可能和义务，恰恰在主人公的内心投下了更大的阴影，让他始终觉得那个声明是谎言，是哄骗他的，审讯说不定在某个时候就会突然降临，警察会再次莫名其妙地将他带到法庭，法官再次莫名其妙地说一些让更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话，他将更加战战兢兢地生活在不安和恐惧之中。
“换句话说，法庭将K置于一种‘悬而未决’的悖论状态。K无法忍受这种‘莫名之罪’和‘悬而未决’。更准确地说，他无法承受这种‘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决的不由分说’。他要反抗法庭所拥有的非理性的权威。他要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为此甚至不惜利用有关人士，包括女人。”（见林和生：《地狱里的温柔 卡夫卡》 第229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
于是，约瑟夫·K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所谓的“法制”的机构，卡夫卡也进行了细致和有趣的描写，那就是所谓的“阁楼上的法院”。“法院”位于一个贫民窟一座楼房的顶部。约瑟夫·K找到了它。他所见到的是楼房的肮脏破败，空气污浊，散发着异味，而所谓的法官的桌子也凌乱不堪，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官的桌子上摆着的书刊大多是有关色情的。而K心目中的法院却应该是在高楼大厦里，整洁，肃穆，威严，建筑精良。在卡夫卡的设计中，这个破败而肮脏的阁楼上的法院仅仅是一个初级的法庭，或者说仅仅是K意念中的法庭的雏形，而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神秘而决定着他命运的法庭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只能莫名其妙地存在与莫名其妙的想象之中，按照林和生的说法，那个“神秘而无形的法庭本身也是某种悬而未决的存在”。但K知道自己是无罪的，他至少还能鼓足勇气找到这个初审的法庭，在法官面前慷慨陈词，但他的努力和抗争没有得到相应的好结果，他竭尽全力的演说和批判，其实在浪费他的精力。世俗的力量确实强大得让无数个K都无法将其击破，何况是掌握着生杀予夺之大权的法官。最终他终于明白过来，这种机制下的法庭，连同与这样的法庭相类似的其他机构，大多古怪，荒唐，肮脏，严酷，甚至更加严重。由此看来，白费口舌的K将面临着怎样的一种结局，他的后果自然也是无法预测的。他的律师告诉他：“这个庞大的机构可以说正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如果有人想要改变周围事物的排列顺序，他就会冒摔跟斗和彻底毁灭的危险——它一点也不会改变，相反，它很可能会变得更加警惕，更加僵硬，更加严酷，更加残忍。”很显然，这个律师的话切中了“法庭”的要害，也是K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
而告诉K法庭将不会立即将判决作出来，而是以“悬而不决”的方式逐渐展开的，是一个神父，后者在法庭监狱里做事。这使K感到非常茫然。这个坚强的战斗者始终不肯屈服于那个神秘而荒唐的法庭，他内心极度渴望能在真正的法律面前陈述自己的思想，为自己辩护。但这个战斗者面临的法律和法庭却并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在“法的门前”，卡夫卡有这样一大段描写。
“法律的序文中，是这样描绘这种特殊的欺骗的：一个守门人在法的门前站岗。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守门人跟前，求见法。但是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让他送去。乡下人略作思忖后问道，过一会儿是不是可以进去。‘这是可能的，’守门人回答说，‘但是现在不行。’由于通向法的大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守门人也走到一边去了，乡下人便探出身子，朝门里张望。守门人发现后，笑着说：‘你既然这么感兴趣，不妨试试在没有得到我许可的情况下进去。不过，你要注意，我是有权的，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守门人。里边的大厅一个连着一个，每个大厅门口都站着守门人，一个比一个更有权。就是那第三个守门人摆出的那副模样，连我也不敢看一眼。’这些是乡下人没有料到的困难。他本来以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法那儿去；但是，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位穿着皮外套、长着一个又大又尖的鼻子、蓄着细长而稀疏的鞑靼胡子的守门人以后，决定最好还是等得到许可后才进去。守门人给他一张凳子，让他坐在门边。他就在那儿坐着，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反复尝试，希望能获准进去，用烦人的请求缠着守门人。守门人时常和他聊几句，问问他家里的情况和其他事情，但是提问题的口气甚为冷漠，大人物们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