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0月，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司炉》出炉，刚刚写完的时候，他依旧以很多西方作家诗人喜欢的方式，将这个作品朗读给别人听，而这次他的听众是他的朋友布洛德。这个短篇是其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章，而接下来的六章，也就是《美国》的前七章则是在1912年9月到1913年1月完成的。这是卡夫卡比较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在1912年的最后两个月内，卡夫卡完成了他创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中篇小说《变形记》。由于前面章节已经对《司炉》和《变形记》内容进行过论述，在此不再重复。但要着重指出的是，《判决》《司炉》和《变形记》三个小说都有一个十分近似的主题：那就是与“父亲”这个形象连在一起，其中最为深刻就是作为晚辈的儿子被残酷的生活，与代表这种生活的现实社会、家庭和父母亲轻易地“判决”和推进了一个不幸的命运之中，而儿子几乎是毫无反抗和辩解的余地，就被命运所吞噬。在卡夫卡看来，《司炉》是梦呓，是对那些永远也不会成为现实的一切的深切回忆，而这些回忆只能徒增他的哀伤和无奈，与海市蜃楼和梦一样，终究要被无情的现实摧毁。而《变形记》则更进一步深化了《司炉》和《判决》的主题（通过对个体不幸和可怕的命运的揭示，渗透到关注和思考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的大问题，创作旨意有了质的飞跃），内容也更加充实，技巧也更加圆熟。著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鼠疫》《局外人》《西绪弗斯神话》《第一个人》《堕落》等经典著作的作者加缪，在评论《变形记》时，也忍不住赞叹到，它是一部明察秋毫的伦理学的惊人的画卷。
看来，爱情的力量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卡夫卡在此段时期内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连续创作了他文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几部作品，与他同菲莉斯的热恋有相当大的关系。这种创作的丰收带来的喜悦，与他生来就伴随的存在性不安和恐惧心理，都使他与菲莉斯的恋情保持了极高的热度，他们逐渐走向了婚姻，尽管最终他们并没有喜结连理，但不可否认，这场热恋影响了卡夫卡的创作和人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财富之一。但任何事情都有其多面性，一方面，因为青春期爱情的热能，促使他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正是越来越陷入他所谓的浪漫情调之中，包括他偶尔涉足的妓院，分散了他很多的精力，消耗了他的灵感，使他暂时失去了创作的欲望，这种分心，一晃就是一年半。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在日记中写下了《村子里的诱惑》的片断之外，他几乎没有任何象样的文学创作。这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懊恼，对自己的行为相当的不满，他不仅又自责又深感后悔，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对自己这种文学创作的浪费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实，这也正是卡夫卡性格的复杂和自我分裂的重要表现，他就是这么一种人。当这场深刻而坚决的自我“批评”和省察使他恢复了作家的身份之后，他又一次进入了文学世界，创作欲望再次高涨。这恐怕是他和菲莉斯婚姻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吧。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它摧毁一切的巨大能量，人类再次被卷入了同类自想残杀的惨状之中，而这一次，比以前任何一次战争带来的杀戮和生命的灭亡还要巨大，卡夫卡极为清醒地看待这场世界大战，同时，他又将自己的思想同战争、爱情等联系起来，并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些思考带给他的无尽烦恼。毫无疑问，他的一切都将同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混淆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就像他自己说的，战争以极端折磨人的方式，从各个方面无情地将他吞噬，他目前的思想，与菲莉斯带给他的烦恼是一样的。就在这种烦恼纠缠和不止的思想中，他再次进入了写作状态，因为通过战争，通过与菲莉斯的热恋和爱情的失败，以及离开了家庭和摆脱了“带爪子的小母亲”的布拉格，使他能有一个清静和孤独的环境来清理思路，然后深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很显然，当创作状态回来的时候，卡夫卡终于可以在文学的世界里“自由”地来去了。
在1914年7月底到12月，卡夫卡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审判》。这个重要的长篇，又被翻译成《诉讼》。
小说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约瑟夫·K是一个银行职员，在他三十岁生日那天早晨起床后，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了，没有任何足以说明他犯罪的证据，也没有谁告诉他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看起来非常神秘的法庭向他宣布了被逮捕的决定，但他仍然保持着与平时一样的自由状态，却在一年之后，即他三十一岁生日前夜，他被莫名其妙地处死。说实话，我在看完这个小说的时候，总是想起二战时期，一个或更多的犹太人，被德国纳粹秘密或公开逮捕，没有任何审判，就被关进集中营，或立即拉出去处死。卡夫卡是不是在之前就预见了整个犹太人的不可捉摸和悲惨的命运呢？约瑟夫·K的命运也许就是卡夫卡式恐惧和不安的再一次体现，也是一种隐喻和暗示，是一种预言，那是作为犹太人的卡夫卡的暗示和预言。当然，卡夫卡自己是不是就这么想的，自然不得而知。就这个长篇小说来说，整个场景和氛围都是不安的，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