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写真和人类基本的“命运形态”。卡夫卡抓住这个“偶然”的变异，写出了一种必然的社会现实，也就是写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所以，当格里高尔及其家人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甲虫的事实之后，其表现都并不是极端的惊诧和恐慌，甚至那一点微妙的惊讶似乎都是“装”出来的，他们共同默许了这个事实的存在，承认了这个世界的某种合理性，似乎早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虽然人们对这一人的表现感到不解，其实在当事人的意识里，这种“变形”是符合逻辑的，正常的，因为生存就是这样。既然“人”不能“人性”化地在世界上生存，那就只有变成“甲虫”；既然人与人之间已经完全变成金钱关系，，即使是亲人，也是如此，那作为“人”挣扎在人的世界里，又有什么意义呢？从这一层关系来开，《变形记》确实将主题上升到了国家、阶级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高度上去了。当邻居，家人，乃至作者影射的社会中的人，都不把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当人看的时候，反过来，从格里高尔繁荣角度，那些还披着人皮的人，其实也同样沦为“非人”了，因为作为人的基本前提他们都丧失了，他们也是“异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品。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变形”也可以看成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陌生感”的一种潜在因素，或者说是一个象征或隐喻，也可以说是卡夫卡自己内在心理和生活状态在“变形”中的呈现。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卡夫卡和格里高尔来谈谈这个问题。
卡夫卡虽然因为与家庭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渴望逃出家庭，逃离父亲，甚至是母亲，逃离布拉格，但综观卡夫卡短暂的一生，他几乎都没有真正离开过家庭，即使有短暂的时间离开过“带爪子的小母亲”布拉格，但总的来说，他的身心大多停留在布拉格和他父亲的那个家中，而他觉得这样活来，也没有什么不妥。他一方面猛烈批判他那个家庭，另一方面又经常到家中吃饭。而家里的人，包括他最大的“对手”的父亲，面对他的懦弱和偶尔的“挑战”，以及大部分时间在家中生活，都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仿佛卡夫卡家族和洛维家族的习性就是这样的：必要的商业和金钱关系，勤劳，神经质，不安，但又有一点正义感。可以说，卡夫卡的行为有“赖”的成分，家人的行为既有亲情的一面，也有冷漠和金钱关系决定一切的一面。这个格里高尔的景况并无大多的差异。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在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之后，先是吃了一惊，却很快地平静下来，接受了目前这个现实，他觉得他的世界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而且，他都尽力尽快地适应这个事实，尽管后来还是忍不住独自在屋子里关着的郁闷和痛苦，但他总觉得可以和亲人们在一起，可以享受基本的生存元素，这和卡夫卡的情形多么一致。而格里高尔的家人虽然也因他变成了虫子而感到不可思议，但他们也认定了这个现实，觉得这是正常的，符合生活逻辑的，至少在开始，他们并没有厌恶和完全抛弃他。但他在日复一日的痛苦和苦闷中，渐渐也感觉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废物”的可悲事实，也可能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变成虫子，完全是在于自己对于生活的无从把握，无法适应世界，懦弱，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先于“离开”了家庭和社会的。而最后他在悄无声息中死去，与卡夫卡自己长期以来的感受、预测和最后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多么的一致。显然，我更愿意在这里将格里高尔看成是卡夫卡——那个早已变成虫子，将自己关闭自己的甲壳里，孤独地漂泊了一生，最后在绝望中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