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强烈。”（见《卡夫卡对我说》 雅努施）
或许，用瓦根巴赫在他的《卡夫卡传》中说的那句话来形容卡夫卡，也许更准确，那就是：“他好象是唯一的裸体者，站在穿衣服的人群中间。”而后来与他关系密切的密伦娜也有过诸如此类的说法：“他对生活的看法跟别人是全然不同的。首先他认为金钱、交易所、货币兑换局、打字机——这些都是绝对神秘的东西（它们确实如此，只是我们这些旁人看不到这一点罢了），它们在他眼里是些最令人惊异的谜……他没有藏身之地，连他头上的屋檐也都不存在。因此，在我们有保障的事情，在他那里，却没有任何保障。他仿佛是一个一丝不挂的人，处于衣冠楚楚的人们之中。”
这似乎为我们找到卡夫卡热衷于“异化”描写的最根本动机。
既然他不能融入世界，他那自然就充当着“局外人”的角色。不管是孤独异常，还是误入了这个繁杂的世界，他都与世界无关，这样的结果虽然并不让他感到美妙，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看世界的角度与众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与众不同，他比任何自诩是世界公民和主宰的人更清醒，更睿智，也更哲学化。我们已经说过，卡夫卡身上的哲学家身份并不弱于他的作家身份。同时，他由于孤独，便很少能受到心灵的干扰，便于静心研究社会。第三，由于对生存环境的恐惧和严重不安，使他在恐惧和不安中反复地分析造成他恐惧和不安的各种现状等因素。第四，他天性多疑，又敏感，尽管对于常人来说，这两种情形并不见得就是好事，但对于一个喜欢思索和观照人生的作家来说，多疑，使他觉得自己和世界的问题确实很多，需要思考，梳理，而敏感，又使他的思考获得更多的信息。第五，“作为一个在成人堆中流浪的孩子”，他能更深刻地看到成人世界的本质。这些都决定了作为“局外人”的卡夫卡所独有的魅力，并促使他们写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的《变形记》。
某日清晨，格里高尔一觉醒来，竟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无法让自己跟平常一样，轻松穿衣起床。但让人感到惊异的是，主人公在片刻的诧异之后，觉得这样是正常的，而且他觉得他以前的东西都没有变，房间与原来没什么两样，衣料样品仍在桌上摆着，墙上挂的仍是他从画报上剪下来的画，桌子上摆着前天放上去的衣料样品……这些东西他都是熟悉的，而且现在虽然身子不能动弹了，但他完全能清楚地看见他们，甚至可以触摸到他们，这使他觉得安心。在考虑到自己作为甲虫下不了床这个现实，他在接下来要做的，要想的，就是如何尽快适应目前这种处境。唯一使他担心的是他的上司会不会因为他没有上班而大发雷霆，他是绝对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于是，他再次尝试能不能像以前那样起床，结果却是让他懊丧的：现在他已经不是往常那个格里高尔了，而是一只大甲虫，除了还能动动脑子想想以往的事，睁着眼睛看看眼前的场景，他根本就动弹不了。最后，这个变成大甲虫的格列高尔在邻居，亲人，甚至跟他关系最好的妹妹都相继厌恶和抛弃了他，他也就在寂寞和孤独中，无声无息地死去。卡夫卡将一个正常的人写成了一只甲虫，完全遵循的就是“异化”的基本现实，既尊重了现实，有最基本的逻辑，也尊重了小说创作的虚构原则。小说就是通过这种看起来荒诞，其实极为正常的的现实，用一种“假设”或“偶然中的必然”手法和关系，揭示了卡夫卡心目中的生存境况。在格里高尔发现自己成为一只甲虫时，以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他的世界根本没有改变，而且决定尽快适应这种生活，确实让人深思。而后来他悲惨的遭遇和可悲的死亡结局，同样使人深思。这里面除了有社会现实本身的原因之外，也有当事人本身的原因。一方面，由于社会现实的复杂和艰险，人际关系的冷漠，日益繁重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使现代人感到不堪重负，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当这些压力和烦躁在某一个时刻无法得到真正的、彻底的释放的时候，他们心灵的防御就土崩瓦解了，这也是“非人性化”和“异化”的最根本来源；另一方面，由于害怕寂寞，孤独，被社会淘汰或贫穷，人们又拼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和身体，但当压力一拨接一拨地袭来时，他们又无法承受，拼命地躲避，恐惧，烦躁，郁闷，甚至轻易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更多的人则慢慢地在各种环境学会了适应，只要生存的环境和条件没有变，他们就适应下去，生活下去，不管世界仍然是那么的凶险和无情。这是所有现代人共同面临的话题和困境，卡夫卡的作品，正是借助这个困境而进行创作的。他极为深刻地指出了人们最终的命运：无论是正常化的人，还是这种看起来很怪异其实也是“存在”的异化现象，都是人们共有的命运，人们没有温情，只有彼此的冷漠，没有爱，只有利益，没有闲适，只有日复一日的奔波忙碌，没有家园，只有空虚，没有归宿，只有漂泊，没有亲人，只有“甲虫”，没有尊严的生存，只有低贱的死亡，一句话，他们最终都会在永恒的孤独里焦虑，无所适从，乃至绝望，最后被家庭，社会和人类抛弃。由此看来，格里高尔的困境和悲惨结局，也正是现代社会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