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又说，“但也正是这种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诱惑我去结婚。……但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将一切已发生的事情抹去，也就是说，必须把我们自己抹去。”（同上）在后面，他还谈到了恐惧，以及文学创作的对他不结婚的影响。
同时，来自家庭的反对也是卡夫卡婚姻流产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致父亲》中例举了他最后一次告诉父亲他的结婚意图后，他父亲是这么对他说的：
“‘他可能穿上了一件精心挑选的上装，布拉格的犹太女人是懂得这一套的，那么你当然就下决心要娶她了，而且想尽可能地快，一星期后，明天，后天。我不懂你是怎么一回事，你毕竟是个成年人了，住在城市里，却只知道看到一个女的就马上跟她结婚。难道就没其他可能性了吗？要是你害怕，我可以陪你。’”
这两桩婚事宣告失败。卡夫卡陷入了失望和痛苦之中，出于善良的本性，他感到非常对不起两位姑娘。他在1914年给菲莉斯·鲍威尔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他痛苦和歉疚的心情。
“我发现一切都完了，我也发现，如果在最后关头我能作出出人意外的自白，那么还可以挽救这个局面，可是我没有出乎意外的自白可作。我当时像今天一样地喜欢你，我看到了你的痛苦，我知道由于我的缘故你平白受了两年的苦，那是有罪责的人所无法忍受的，但我也发现，你不能够理解我的处境，我该怎么办呢？只能照我当时做的那样做：一起坐车前去，沉默不语或说一些很愚蠢的话，听着那个风趣的马车夫讲故事，怀着这是最后一次见面的感觉看着你。……我不断尝试着向你阐明我的处境，你当然也已了解了它，但你却不能与它建立活生生的关系。我心中存在着互相斗争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几乎你的愿望吻合，它在满足你的愿望方面所欠缺的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发展补足。……另一方面则只想着写作，写作是其唯一关心的，写作使最卑鄙的意念在他心中经常出现……”（见《卡夫卡集》《致菲莉斯·鲍威尔》第40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后面，卡夫卡大谈特谈了了他的处境，一是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二是通过这样的解释减轻自己的负罪感。
卡夫卡婚姻的失败除了上述的愿意之外，也许还跟他对很多事情缺乏耐心和经常性的习惯性的三心二意有密切的关系。尽管他以为“恶”最有效的诱惑手段之一就是挑战，他也挑战了，包括挑战女人的肉体，他随之也就认为“恶”犹如与女人们进行的、在床上结束的斗争，可惜作为一个男人，他却是命运和生活战斗中的失败者，牺牲品，是一个可怜虫，他以一种近乎儿戏的方式伤害了两个无辜的女人，他对生活、对爱情、对婚姻的这种态度和最后“下场”，就是因为他始终对他所从事的诸多事业没有足够的耐心，虽然文学和他的学业几乎可以排除在外。
好在卡夫卡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糊涂的，他能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迅速而清醒地认识了自身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不管是自我省察，还是一直纠缠着他的恐惧和负罪感，都使他能够深刻地解剖自己和社会。
“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其他罪恶均和其有关，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放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也许只有一个主罪：缺乏耐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由于缺乏耐心，他们回不去。”
这几句话其实就是卡夫卡的自我解剖和总结，以此将批判的高度上升到人类的层面上。三心二意是卡夫卡的一大标记，无论他能给自己找到多少理由和处境来解释他在婚姻上的“错误”决定，都逃不脱“三心二意”、“漫不经心”和“缺乏耐心”的影响，这也该看成是他本性之一，也是人类的罪恶之一，当然，他也不例外。
于是，卡夫卡成了他年少时期极力避免的罪犯“拉瓦荷尔”，终生背负着沉重的“罪恶”十字架，挣扎着，被打击着，被剥夺着，被折磨着，而他又极度渴望回到生活中去，在没有大风大浪的环境中幸福平安地活着。确实，卡夫卡要不是有如此沉重的负罪感，没有那么多的恐惧，谁都相信他的生活几乎没什么起落，风平浪静，幸福快活，而他极力逃脱和诅咒的家庭和布拉格，也都是他温情勃勃的宅院。但这不是完整的卡夫卡，在尘世世界支离破碎的时候，在罪恶意识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也在极力建造着他的精神世界——他唯一的世界。为此，他有过精辟的阐述。
“除了一个精神世界之外，别的都不存在。我们称之为感性世界的东西，不过是精神世界的恶而已，而我们称之为恶者，不过是我们永恒的发展中的一个瞬间的必然。”（见卡夫卡集，《箴言》，第22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既然感性世界及其所包涵的东西都是恶，那精神世界就是卡夫卡所要阐释的“善”或“大美”？不过，我们忘不了他是卡夫卡，在他负罪感和自我分裂的强大阴影里，在魔鬼和天使统一于身心、善与恶彼此交战、现实与梦纠缠不休之时，在时间的深处，我们都能听到那个带着浓厚犹太属性的负罪者在说：
“善，在某种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