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滋生了他对于性与爱的罪恶感，说白了，就是为自己的不洁而感到痛苦，负罪感与日俱增。
但让他感到歉疚，觉得自己始终在犯罪的，是他不成功的婚姻。卡夫卡虽然是个表现主义作家，思想意识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但他并不是个在婚姻观念上，尤其是婚姻行为方式上的“超前者”，相反，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跟普通的犹太人捷克人没什么区别，非常传统，将婚姻看得很重，从这点可以看出，他对婚姻，对成家，对拥有自己的爱情堡垒是非常渴望的。
在《致父亲》中，卡夫卡说：
“结婚、建立一个家庭、接受所有将来要来到的孩子，并爱这个不安全的世界上维护他们的生命，甚至还对他们略加引导，这些依我看来是一个人能做到的最高境界。”
看来，婚姻确实是卡夫卡生命里最为重要的一个驿站，他的天性决定了他不可能草率地成家，或者说，他也不可能轻易就草率从事。其中有个原因就是对将来出生的孩子的教育问题，卡夫卡在这句话里虽然没有指明，但他还是因为有这个过于强大的父亲的失败的家庭教育而心有顾忌，显然，他的父亲的婚姻没有达到这个最高的境界，至于他本人来说，也只能是渴望，或者说是理论中的最高境界，他努力而为之而已。
“而且归根结蒂需要达到的也不是那种最高境界，而须达到一种离之尚远的、但却是正当的接近状态；没有必要飞到太阳上去，但应该爬到地球上一块洁净的地方，只须那里不时有太阳照耀，使人得到一些温暖即可。”
卡夫卡在这段话中，很直接地谈到他的婚姻标准，不是什么好高婺远的“最高境界”，而是一种最人性化的，最本真的婚姻模式，但有个前提，就是要洁净！这又使我们想起了他对这个世界的诅咒，因为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极度肮脏的，龌龊的，散发着恶臭的，阴暗潮湿的……
显然，卡夫卡只是有了婚姻理论上的轮廓或雏形，却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
卡夫卡曾经同菲莉斯·鲍威尔、尤利叶·沃里切克两个女人都分别订了婚，但又都几次同她们解除了婚约。姑且不论他如此这般那般，是如何地伤害了双方，单就几次订婚又几次解除婚约，而对象又是两个看起来很无辜的女人，其过程都让人感到憋闷和费解。卡夫卡交出的理由当然是堂而皇之的，几乎是无懈可击，那就是家庭的阻挠，或者是让两个女人都无法回击的理由：文学创作是他的事业，事业第一。但毫无疑问，在选择她们的时候，卡夫卡自然也是慎重的，真诚的，但慎重和真诚却也不排除他的心血来潮和“朝令夕改”的禀性，尽管他并不完全承认。
“两位姑娘虽说都是偶然的选择，但都是选得非常好的。你竟会相信，我这个胆小的、踌躇的、多疑的人是心血来潮地决定要结婚的，比如由于被一件女上装迷住而心血来潮；这又一次证明了你对我彻头彻尾的误解。两次婚姻本来都会是理智的婚姻的，可以这么告诉你，我曾经日日夜夜地竭尽我的思维力量来考虑计划，第一次长达数年，第二次长达数月。”（见《卡夫卡集》，《致父亲》第49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仔细看来，卡夫卡虽然不承认自己纯粹是心血来潮，但至少有替自己辩解的嫌疑。不过，他还是真诚地告诉父亲，两位姑娘是好姑娘，她们对得起他，是他自己让她们失望了。这样看来，卡夫卡新的负罪感又强烈地产生了，他辜负了两个好姑娘，而婚姻对于女人来说，几乎是她们生命中的全部，是中心，是唯一，而卡夫卡则还可以在文学世界中活着，即使伤害了别人，或被别人伤害，他都可以躲在文学世界里，但女人就不同了。卡夫卡有了对两个女人的歉疚之心。但这份负罪感并没有带给两位姑娘幸福的婚姻，卡夫卡最终还是放弃了结婚的念头。那他究竟又是为了什么而不结婚呢？
“为什么我没有结婚呢？这里当然像所有地方一样，有种种障碍，但生活就是由这些障碍组成的。最重要的，可惜超脱了具体事例之外的障碍却是：我精神上实际没有结婚的能力。这一点表现在：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不成其为生活，我绝望地东倒西歪。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担忧，虽然与我的忧郁和迂腐相应地有许多忧虑伴随着我，但它们并不是关键因素，它们虽然把像蛆虫对付尸体那样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但对我思想起着决定影响的是其他一些因素。那就是集恐惧、懦弱、自卑于一体的无所不在的压力。\/我想进一步作番解释：在我的结婚尝试中，两种似乎是截然相对的因素激烈地在我与你的关系之中碰撞，比其他任何场合都更激烈。结婚当然是对最充分的自我解放和独立的担保。那样我就会有个家庭，这是我心目中人力所及的最高点，也是你所达到的最高点；那样我就与你平等了，一切旧的、新的耻辱及****将永远成为历史。……结婚虽是最伟大的事，并赋予人以最可敬的独立性，但它同时也与你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所以要想从这里脱身，是某种最接近狂想的东西；几乎每一次尝试都会因而受到惩罚。”紧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