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已经长大的那部分，已经被童年的阴霾所占据，无论他如何夸张，如何逃避又龟缩在生活中，他已经在失败中苦苦地捱着，罪孽在日益加重。但这并不是他产生强烈负罪感的唯一或者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他所感受到的那些这些的罪孽，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感受得到的，我们不是经常喃喃自语“我有罪”吗？说小一点，也是每个犹太人都能认识到的，也就是说，犹太人都具备认识这些善与恶的基本能力，无论是表象，还是从表象的某个罅隙深入下去的本质。而这些罪孽在卡夫卡，以及所有犹太人看来，并不完全是与生俱来的，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现实社强加给他们的，有着非正义、非公允、非道德和非文明的成分和色彩。有的人能将这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莫名其妙的“罪恶”像轻弹灰尘一样弹去，心里不会有一点痕迹。有的人在要深深地埋藏在内心，延续到死。但这种深埋起来的东西，依旧不是真正的内心世界所带来的，记住，它们是被强加给当事人的。这样说来，卡夫卡打架事件后，厨娘偶然说出的“拉瓦荷尔”严重地影响了他一生，这种罪孽感远远不是伤及他内心的那些罪恶造成的，连卡夫卡自己都清楚，他确实被束缚住了，但是被强加的，多少有“自作多情”“对号入座”的嫌疑，换句话说，也是卡夫卡的天性所致。他的本性中不是有洛维家族的正义感、神经质和经常性的局促不安吗？是的，本性无法改变。
而卡夫卡没有长大的那部分，或者说一直没有出生的那部分，或没被他意识到的那部分，或者说他意识到了却永远长不大的那部分，才是造成他负罪感强烈的源头。所以，他始终在摧毁自己，又重建设自己，再摧毁自己，再重建……他自我的分裂，莫名其妙的恐惧和存在性不安等现象表明，他其实不仅能适应生存的基本环境，而且随时能转变身份角色，来得相当“自然”和“轻松”，也就是说，他不仅可以在孤独中写作，也可以在某公司任职，甚至可以拿到法律专业的博士学位等。一切问题的根底就在于在这些表象下面，他隐约能感受的那些东西，与他怯懦的性情一粘连，就源源不断地产生罪恶意识。当然，这种罪恶感他是无法控制的，尤其是他丰富的经验世界所无法掌控的。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他的某些罪孽感，往往是一种伪造认识的“事实”，而不完全是事实中的事实，只不过，它们几乎通过卡夫卡的文笔、思想和噩梦，一起与现实文明完全而有力地结合在了一起。所以，他恐惧，他永远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
“只要检验一下我的最终目标，就会发现，实际上我并不追求成为一个好人，合乎最高法庭的规范，而是完全相反：纵览整个人类和兽类群体，认清他们的根本爱好、愿望和道德理想，并尽可能地使自己朝着让所有人满意的方向发展，而且（这里出现了飞跃）使人们满意到这种程度：在不失去对我的爱的情况下，我最终可以作为唯一不下油锅的罪人，在所有人的睽睽目光下展现我内心的卑鄙。总而言之，我所关心的仅仅是人类和兽类的法庭，而且我还将欺骗这个法庭，当然是没有欺骗的欺骗。”（见卡夫卡 1917年10月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
在这种罪感意识的影响下，他在谈到欢乐的时候，说：
“身心完全健康地过一种真正的精神生活是没有一个人能办到的。”
但是，随着他对社会人生思考的越来越深入，文学创作越来越成熟，他很快就将外部经验世界的失败、挫折、死亡放在一边，更加深刻，而且是毫不留情地挖掘灵魂深处的那些罪恶的根子。于是，他很快就撤出了与世界的搏斗，像年少时不再参与群架斗殴一样，像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一样，以内心的隐忍和认命般的宁静，尽管他并不是教徒，他只是在文字上把上帝和某些基督教教义表现出来而已。这种更加强烈的负罪感渐渐弥漫了他的整个身心，深深地浸透到骨子里去了。有人把那次群架之后当成卡夫卡由外在的罪恶感内化为内在的负罪感的一个转折，厨娘仅仅是这个转折的“导火索”，正是这个道理。这对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没有真正健康快乐的精神生活的卡夫卡来说，那次转变，正是他彻底地成为“卡夫卡”，被捆绑在罪孽之柱上的一次机缘，而且早就是生存状况决定了的。因此，他强调，负罪，是他和犹太人共同所处的状况，而并不是依据罪过为转移。
在这负罪感中，家庭因素是最为重要的一环。这个“最瘦”的男人一来到人世，就感觉到了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控制，那就是将整个暴君形象，乃至世界性的力量都暴露在他面前的父亲。他一方面极端反感和痛恨这个形象，并在《致父亲》中加以强烈的控诉和批判，既然已经是父亲阴影下的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不如舍身一搏，但他显然不是对手，父亲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势力几乎仅仅是与他刚一“照面”（就像根本用不着他跟同龄人打群架一样，仅仅是摆出架势），他就败下阵来。倘若再他加上自身的敏感和善于思索，他这种负罪感受就深深地扎在灵魂里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强大的力量在主宰他之后，他又对父亲充满了来自于天性的心理依赖。这种心理是每个儿童对父亲都有的共同的情感，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