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阴郁的卡夫卡，一生都带着他那颗战战兢兢的灵魂，独自行走在光怪陆离的世界上，孤独，寂寞，焦虑，善感，恐惧。在他死后，也就是他文学创作的实绩逐渐被世人认可，他自己进入可研究的行列中时，他在生活、性情，包括很大一部分创作成果等诸多方面仍然让人费解。在常人的眼里，他与那些在精神和肉体上患着同样疾病的人没什么两样，一句“神经病”患者和可怜的肺结核喉结核患者就将其彻底打发了。但卡夫卡就是卡夫，一个心理确实有病，身体也不健康，意识既极其清醒却又极端复杂模糊，三心二意的，自作多情的，文雅又刻薄的，胆怯细腻的男人。非常的智商促使他经常性地做着自由而各式各样的梦，极端热烈或凄凉异常的梦，褒着一颗永不甘于混杂于世俗却最终在世俗中活了40多年的心，不仅极为透彻地认识，而且亲自领受了令他感到恐惧的无数蹊跷诡异的现实。于是，他察觉到了一种比孤独和恐惧更压抑着他生命的东西，那就是，确实压抑和束缚了他大半生的强烈的负罪意识。
卡夫卡较早地被负罪感所压抑的记载，来自于他与好友雅诺施的一次谈话，被后者收入《谈话录》中（即卡夫卡与雅诺施的谈话记录，两人经常就很多文学、人生、哲学思想上的问题进行交流，也有一些闲聊。作者注。见《卡夫卡集》《谈话录》地336-33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在那次谈话中，他听到了一个叫“拉瓦荷尔”的词汇（一个著名的罪犯，几乎成了犯罪的代名词）。
“可是卡夫卡博士笑了，头往后一仰说：‘你问我是否参加了这些群架？虽然我没有打架的经验，心底里也害怕，但我总是挤进扭打成一团的人群，向我的同学表明，我不是他们所说的娇生惯养的宝贝疙瘩，而且我也不想站在一旁，被人看成是个软弱的犹太男孩。然而事与愿违，我没有能使他们信服，我通常都是挨揍。结果，我总是哭肿了眼，满身泥污地回家，衣服掉了扣，领子被撕得粉碎。当时我们就住在这里。……每当我打完架，又脏又破，哭着回家时，她们总是很激动不安。女教师来回绞着手，哭着威胁说，她要把我的过错报告给我的父母，但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相反，她和厨娘一起尽快地消除掉我身上打架留下的痕迹。这是，厨娘嘟嘟哝哝地说了几次这样的一句话：‘你是拉瓦荷尔！’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问她，她却只是说：‘你就是这种人，你是真正的拉瓦荷尔！’这样，她就把我归入了我自己也不清楚的某一类人了。她使我成了某个神奇秘密的组成部分，这秘密让我感到害怕。我是拉瓦荷尔！这个字眼像可怕的符咒那样震慑住了我，使紧张得无法忍受。为了摆脱这种压力，一天晚上趁父母在起居室里打牌的机会，我问他们什么是拉瓦荷尔。父亲头也没抬，继续看着牌说：‘拉瓦荷尔是罪犯，杀人凶手。’我当时肯定非常吃惊，很难看，因为母亲很担心地问我：‘你从哪儿听来的？’我支吾了一句什么。厨娘认出了我是个罪犯，这种意识使我舌头发硬，说不出话来。母亲探询似地看着我的脸。……我们再也没有提过拉瓦荷尔这个名字，但它却像一跟刺一样留在了我身上，或者说像一根断了的钉子尖在我身上移动。……我依然是个遭了内伤的病人，是个拉瓦荷尔。从外表上看，什么也没有变。家里人还像从前那样对待我，但是我知道，我是个被开除了的人，是罪犯，简言之，是个拉瓦荷尔。……完全相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种毫无根据的负罪感更牢固地黏糊在我的灵魂里，正因为它没有真实的理由，所以不管悔恨也好，弥补也好，都无法消除这种负罪感。因此，即使我后来似乎早忘了厨娘那件事，也听说了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我依然还是拉瓦荷尔。”本是少年时代极为常见的打架行为，成人只要善于疏导和管教便可，即使一句无心的话，也无可厚非，可偏偏这个少年就是生性敏感，爱“自作多情”般“对号入座”的卡夫卡，而最为关键的是，打架和罪犯（杀人凶手拉瓦荷尔）是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的，就这么一层关系，让卡夫卡终生铭刻在了脑海与心灵最深处。虽然在事后那个爱唠叨的厨娘也给他做了解释，但这反而更增加了他以为自己真的是个罪犯的负罪意识，心灵在毫无变化的外表遮掩下，一直在流着血，以致于他觉得自己是个永远的罪犯，莫名其妙地伤感和自责了一辈子。于是，带着这种强烈的罪人意识，他研究了拉瓦荷尔。
“是的！而且不仅仅研究了他的一生，还研究了其他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生平。……对我来说，这却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我在追寻拉瓦荷尔的行踪。……然而，我不能再和他们并肩前进了。我依然和马克斯·勃罗德、费利克斯·韦尔奇和奥斯卡·鲍姆在一起。他们离我更近。”（同上）
这种结果恐怕是那个善良的厨娘所无法想象的，而更让她想不到的是，他竟将这种负罪感深化了。
“……和我一样，所有犹太人都是被开除出社会的拉瓦荷尔。我现在依然感觉到在我回家的路上，那些恶少加诸于我的拳打脚踢，但是我不能再去斗殴了。我已经没有年轻人的力量。保护我的家庭女教师呢？这我也没有了。”（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