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夭折，使他产生了最初的死亡恐惧，从而演绎到影响他一生的地步，可在他四十多年的人生旅程中，他几乎从没提起过这两件事情。他批判的矛盾直接对准的是父亲，而对于母亲，他从没直接进行过攻击或批判，但他对母亲的某种并不满意的态度，甚至超过父亲，几乎达到了“怨恨”的程度，原因想必大家都能找到，只是他没有直接表露而已。他把写给父亲的那封长信通过母亲转交，其用意也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他知道母亲会仔细阅读，或许，他在通过写信的方式数落父亲的专制和跋扈的同时，也希望通过阅读这种几乎是“不动声色”的方式，让母亲感受到儿子对她的怨恨。卡夫卡几乎达到了他所有的目的，尽管这个目的并不是不可告人。而他母亲最终没有将这封信转交给他父亲，一方面是担心引起更多的家庭纠纷，更不愿意父子俩的矛盾加深，另一方面，聪慧的母亲也被儿子对她的“怨恨”所震撼，她以藏起这封信的方式来掩饰自己受到的伤害，并默默地接受了这种“赤裸裸”的卡夫卡式的“批判”。
因此，一个自我分裂极为严重的卡夫卡，他很可能能极为精确地分开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利益分配，并划清界限，但他始终又深陷在群体庞大的网络体系中，笃信群体的意志与水准等往往又取决于个人的意识。同时他又笃信个体可以决定个体的命运，即，微小因素决定着微小因素走势和结局，小环境决定着小环境的人事，小人物往往最容易被与他们一样的小人物所操纵其命运，但他似乎更为透彻地明白一个群体又是如何排斥、抛弃、迫害和决定个体命运的，比如犹太人与整个欧洲的命运对立。即使群体会带着更深厚的人情味和安全感，他的心思始终向着个人那自由安静的小世界，但他从来就不会在小世界里长久居住，他总是出现在庞杂的集体里，如此反复而已。而对个体，他既不贸然赞扬，也不轻易批评，甚至根本就不赞扬或批评，而是将话题上升到学术意义上的、普遍认识的高度，或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事而不对人”的层面上时，他的赞美可能让人晕倒，更让人惊诧的是，先前一言不发的卡夫卡，此刻的批评则是相当尖锐，甚至是刻毒。此时的卡夫卡，是一个既可怜又可恨、既然内向隐忍又刁钻刻薄的人。
因此，卡夫卡自我分裂的实质性原由，还是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身份和祖国的精神漂泊者，一个敏感得接近“变异”的“神经病患者”，一个被恐惧折磨了一生的犹太人，一个男人世界中最瘦的人，在成人圈中飘荡的孩子，一个厌恶传统又依附于传统的现代人，一个视文学创作如命却又将创作看成是子虚乌有的文人，一个自觉的孤独者又是一个不自觉的从众者，一个内心忧郁、苦闷而外表却平静如水的多余人，一个带着强烈的负罪意识却又满不在乎的“囚徒”……残酷的生活与严重的存在性不安，使这种自我分裂症显得极为透明和深刻，它告诉我们，卡夫卡的经验世界里没有物质的必然性，在他的超验世界里，精神的可能性也大打折扣。至少，他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