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在烈火燃烧完干柴之后，他立即感到恶心，诅咒这件事极为肮脏下流，更令人费解的是，他对那个无辜的善良姑娘产生了敌意，严重了伤害了那姑娘的心。尽管卡夫卡并非故意要伤害那无辜的女子，根子还是在他的性情上，但这种情形毕竟并不是能让人接受的，而表面上，他平静，老实，诚恳，儒雅，对女士彬彬有礼，可心里却远非那么一回事。“卡夫卡”三个字几乎成了他热烈而又暗淡的性爱形式的符号。
在与朋友相处，他的这种自我分裂也相当突出。表面上，朋友们看到的卡夫卡是一个乐观开朗，谈笑风生的男人，而且不拘小节，声音洪亮，几乎使每一个初次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热情和快乐，愿意与他交流。但实质上，他却是一个内心极度脆弱的男人，表现出来就是胆怯懦弱，害羞小气，极度敏感，甚至外热内冷。尽管他经常高谈阔论，看起来无所顾忌，其实内心却极为担心被别人误会，歪曲，遭到沉重的打击，以致于如果别人在听他说话时走神或与旁人说话或漠然，他就会感到极大的不快，乃至产生被排斥和轻蔑的感觉。对于别人并不是故意的某些不大友好的眼神或举动，他都会犯神经过敏症，不仅有时谨小慎微，而且还战战兢兢。这种气质和心态，与他的父亲简直是泾渭分明，也难怪他父亲总要拿他极不习惯和憎恨的眼光看他，即使并无恶意，他也觉得是恶毒十足，甚至感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在对待自己的文学创作方面，卡夫卡也表现出了极为矛盾的一面。他的创作其实就是他内在心理的一种需要，也是强烈的渴望，希望每个作品不仅能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且还要有很高的境界，因为那是他的心灵的结晶。但对自己的创作极为苛刻的他却始终无法真正满意自己的作品，乃至他根本就不想将作品拿出去发表，或出版，即使发表的那些篇什，也是由于好友勃罗德的强烈要求才得以实现的，否则，我们几乎看不到生前的卡夫卡曾经正式发表过的文字，那必将是一大遗憾。这种不满意，一方面是他最自己的一切表现出的一贯的不自信，或自卑造成的，另一方面，他对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的追求确实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能理解的，他作品的深度让很多读者无法认识。于是，这种不自信和自卑，促使他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要将他所有的作品都烧掉，于是他写了遗嘱，希望他一生的朋友勃罗德能帮他完成这个心愿，与此同时，他对勃罗德说，他的这些作品就是在艺术上都是不成功的。这是卡夫卡对自己的误解，还是一种果敢地否决自己的胆识、谦逊的胸怀和自我救赎？也许也真只有卡夫卡本人才清楚。但我们又不得不看到，当初，卡夫卡又极为重视自己的作品，期望能得到亲人们的赞誉。但无论是他父亲，还是他叔叔，都让他彻底失望了，这也许就是他产生对自己作品不自信的主要原因，但之前，他对自己的作品还是很看好的。在1911年1月19日的日记中，他记述了那件事：
“有一次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两个互相斗争的兄弟，一个去美国，另一个则留在欧洲的监狱里。……有一次，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去看望祖父祖母……这时，我根据我的构思描写那个监狱。……也许我有一阵感到这些描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那天下午我对这种感觉并不怎么注意。因为我当时处在我已经相处关了的亲戚中间（我是那么羞怯，以致在相处惯了的人们中年我能感到舒适一些），坐在我所熟悉的房间中的圆桌旁，总想着我很年轻，从目前这种不受干扰的状态出发我会干出大事业来的；一个老爱嘲笑人的叔叔终于从我这儿抽走了那张我只是轻轻按着的稿纸，粗粗看了看，又递还给了我，连笑都没有笑，只是对其他几个用眼光追寻他的人说：‘一般得很。’对我则什么也没说。虽然我还坐在那儿，像先前一样俯在我那张毫无用处的纸上，但我实际上被一脚踢出了这个社会了。叔叔的判断在我心中不断地响起，我觉得几乎具有了真实的意义，从而使我得以在家庭感情内部也看到我们世界的那寒冷的空间，看来我必须用一把火来烧热这个空间，这把火就是我刚开始想要找的。”（见《卡夫卡集》 卡夫卡日记 第509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对自己作品渴望得到成功和赞誉，到被叔叔的一句话所击倒，到临死之前宣告对自己作品的“死刑”，揭示了大多数文人共同的心理特征：一方面对自己的作品极为自信，以为自己的作品天下第一，任何人都应该对此倍加赞赏；另一方面，这种自信是没有忍耐力的，或者说是没有“物质”保证的，一旦读者或出版商或编辑对其作品提出尖锐的批评，他们中的很多人立即又掉转一百八十度的弯，以为自己的作品都是垃圾，有的一把火烧了，有的伤心痛哭，有的不再写作，有的与抨击其作品的人大打出手，有的甚至自杀身亡等等。分析起来，这种情形实质上仍然是文人们自我分裂的体现。而真正了解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不受外界评论所干扰，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的作家诗人，是少数。
在家中，他感到自己处境并不妙，活得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可他却与他的第三个妹妹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兄妹关系。两个弟弟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