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里……一切不是文学的事情都使我无聊，叫我憎恨……”（见《卡夫卡集》 卡夫卡日记 第533-534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这是最直接的“分裂的自我”的强烈表现，是孤独的卡夫卡和渴望拥有一份体面的可以养活他的工作的物质意义上的卡夫卡的强烈的矛盾冲突，一方面，由于钟爱的文学事业，他渴望放弃这份职业，从这个实实在在的岗位上下来，另一方面，一个作家几乎不可能完全做到用稿费老养活自己，况且当时的卡夫卡还没有多少文学上的成就，如果靠不可能“立竿见影”的文学创作来维持生存的话，那放弃现有的职业，无疑是极不现实和明智的。尤其是当创作的灵感越来越多，欲望越来越强烈，高峰期不断涌来的时候，又要面临生活的重重压力，这种二重分裂的现实自然让他痛苦不堪。是啊，熟悉文学创作，尤其是进行过文学创作的人，对卡夫卡这种心情肯定比不搞文学创作的读者和评论者更容易理解。文学创作是一种极依赖天赋和灵气的劳动，一旦创作欲望如烈火般燃烧起来，一切都不可阻挡，而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上上帝赐予的写作才华，再加上对社会人生深刻的思索，对美的追求，从而实现做作家的梦想，是每个作家共同的目标，但作为一个社会中人，一个有家庭，有责任心，有劳动能力的健全的男人，适应社会生活，承担工作和生活的重担，也是分内之事。矛盾于是就产生了，真如中国古人说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不可兼得也好，不能忍受也好，最终他只能“忍受”，只能在白天，在办公室里为生存挣取必要的费用，晚上才能在清静的环境中，也就是他最为渴望的创作境地中，营造或虚构他的文学世界。在漫漫长夜中，作为作家的他，是孤独的，白天里作为职员的他，更是寂寞的；夜晚给予他文学，唯美的“黑暗”和肉体的损害，白天更是将损害推到了极致。
这种“黑白分明”似的自我分裂，在他作为常人和作家的身份上，也非常明显起体现出来。我们大多数的读者、教授语文或高校中教授文学史或写作的人，大多笃信“文如其人”的说法，其实这是对作家作品的一种持久性的“误解”“误会”“误读”。很多伟大的作家都表现出了文与其人大相径庭的特点，自我分裂相当厉害，卡夫卡自然也是其中之一。比如，卡夫卡生前虽然没有博得文坛的掌声，获得世界级的名声，但他不可能没有读者，相反，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崇拜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粉丝”。这些喜欢卡夫卡的热情的读者，阅读了他大量的作品后，因而就以为他们真正“认识”了他，以为他就是一个内向刻板、为人阴冷、忧心忡忡、不善交际、口吃木讷的男人。其实不然，生活中的卡夫卡是个非常健谈，比较开朗的人，任何一个和他交往的人，都感到轻松和愉悦。据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说，卡夫卡说话的时候，通常情况下都有很好的情绪，经常哈哈大笑，而且说话的声音很大，话语中饱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也很丰富，是他所接触的人中最为健谈的人之一。这很说明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文人极为内向，行为和思考问题都极为缓慢，甚至被人说成是接近弱智的人，但他们在写作时却文思泉涌，文笔犀利，或想象丰富，思想也极为深刻。如果人们只顾单一地从“文如其人”的说法中去认识作家作品，那显然是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和自我分裂的现象的，尽管“文”和“人”之间有着极强的必然联系。
卡夫卡是个思想超前的哲人，前面谈到过的关于他的悖论逻辑思维方式，很好地印证了他的这个身份。但他对社会带有研究性的思索，并不完全就是代表时代，即，代表当时的现实社会的。除了他思想的超前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作为个体的、对人生体验的特殊性，既有“现代人”的身份，却又游离于“现代人”之外的个人的思想，自然有其局限性。他寻找和期待着自己，最终又放弃了自己；他寻找着所有人，力图能找到“知音”，最终，他抛弃了他们，他们也抛弃了他。在他离开人世之前，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某种不谐调。在1922年1月1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更准确地说，生活的连续性。两个时钟走得不一致。内心的那个时钟发疯似的，或者说是着了魔似乎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以一种非人的方式猛跑着；外部的那个则慢腾腾地以平常的速度走着。除了两个不同世界的分裂之外，还能有什么呢？而两个世界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分裂着，或者至少在互相撕裂着。内心行进的狂野可能有各种理由，最明显的理由是自我观察。它不让产生安静下来的想法，每一种想法都奋起直追，以便自己又作为新的自我观察的想法继续让人追赶。”这里的两个“时钟”是卡夫卡惯用的形象生动的表达，换种方式，可以解释为“超验领域（内心时钟）”和“经验领域（外部时钟）”，一个时钟走得快，一个时钟走得慢，则可以理解为，超验领域的思索走得非常远，走得快，非常深刻，而经验领域的思考却阻碍重重，走得慢，究其实质，还是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剧烈矛盾。（见《卡夫卡集》 卡夫卡日记 第55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这种矛盾冲突，随着年龄的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