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他认识了一个来自柏林的年轻姑娘菲莉斯·鲍威尔，并迷恋上了她，将自己与她激情澎湃的爱情看成是他真正的成人生活的开始，也是他人生履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本身是一件令双方都倍感幸福的一件事，但随着两人感情的升温，恐惧再次袭击了他的身心，这种恐惧出自于他内心的一个疙瘩：自我的反叛！尤其是在关键时刻，需要他拿出主意的时候，这种“内心的反叛”就出现了：“我所担心着的，瞪大眼睛担心着的、使我莫名其妙地坠入恐惧深渊之中的（假如我能够沉入恐惧之中那样入睡，我也许早就死了）仅仅是那种内心深处对我的反叛。”但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这种“内心的”“自我反叛”的根源是什么，那就是他在童年时代所受到的伤害，这些伤害与业已成人的他如影随形。当他意识到连自己都在恐惧自己的时候，即使有爱情陪伴，有一个可以倾诉自己内心的女人，他都感到彻骨的寒冷，他随时都在担心一切获得所带给他的危险（获得的最后结局——毫无挽留的失去），担心被伤害，被肮脏的器官所玷污，惊恐于童年隐匿在内心深处的那个暴烈的形象突然窜到自己眼前，而自己又是何等的羸弱，没有任何抗击的可能。但长期的孤独也使他害怕，他产生了成家的强烈愿望，至于立业，他并没认真考虑。成家是一个正常男人正常的要求，卡夫卡也不例外，但隐藏在他内心的恐惧仍折磨着他，他毕竟是一个追求孤独，苛求宁静的人，婚姻的限制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就这样，他极其矛盾地与菲莉斯相爱，很快就订婚了。订婚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更不让当事人的卡夫卡满意，面对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和接踵而至的婚姻，他犹豫了。他再次思考着婚姻、伦理、道德、自由、精神与肉体的关系，这思考的结果直接使他陷入了困顿和恐惧之中。显然，婚姻的特点限制了人的自由，但为了婚姻，人必须要有道德，伦理、道德、肉体的肮脏早已经使他感到痛苦，他无法忍受由于婚姻和爱情所带来的一切。他不得不同这个女人解约。他在1913年7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他感到自己对于婚姻的无能，“恐惧结合，恐惧失落于对方”，说白了，就是在恋爱的美妙感觉之后，一个实在的婚姻呈现在他面前，他感到自己失去了自由，自己被支解，他对婚姻感到刻骨铭心的恐惧，对他早已批判过的肉体之乐更感到厌恶。因此在他看来，除了写作使他感到快乐，安宁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可怕的，危险的，威胁着他的一切，他就这么恐惧着生活中的一切。这种恐惧心理慢慢地形成了他整个一生的形象。这无疑是卡夫卡的悲剧。是啊，当内心被外界严重干扰、侵犯的时候，一切更是恐惧无比了。但卡夫卡终究不能成为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孤独者，他不可能无视生命的苛求和完全游离于爱情和婚姻之外，没多久，他再次和菲莉斯订婚。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草率，但我们如果稍微观照一下卡夫卡的心理特征，就不难发现，这个世界上最瘦的男人，也需要女人，需要曾被他唾弃的肉体快活，生儿育女，延续“卡夫卡家族”的香火。但就像我们从他的脸上永远看不到快乐、明朗、幸福、沉着和安全一样，他也意识到了自己身心内外的恐惧，也就是说，对女人的偏见，对肉体污浊的反感，对婚姻，对伦理道德的恐惧再次占了上风，他第二次和菲莉斯解除了婚约。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派，让人唏嘘嗟呀。后来，他还与一个叫尤利叶·沃里切克的年轻姑娘订婚，但同样是很快地解除了婚约，无疾而终。他不停地写作，希望通过写作来排斥心中的郁闷和痛苦，但他不可能永久地活在文学世界里，他终归还是一个现实中人，而不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生活，生命随时随地向他展开了活生生的，在他看来又是极为恐惧的一面，让他恐惧加倍，就像他晚年的短篇小说《地洞》中所写的那样，他几乎就像那个主人公，变成了一只鼹鼠一类的动物，在幽暗的地洞里时刻担心着敌人的侵袭，时刻都处于高度的戒备、紧张和恐惧状态，并费尽心思在地洞里挖了无数秘密暗道，以防不测，但是，“危险迟迟不开，而时时担心着他来”。这个主人公几乎就是卡夫卡一生形象的写照。原因还是恐惧。他在《致密伦娜情书》中说：“我的本质就是：恐惧。”“完全承认恐惧的存在是合理的，比恐惧本身所需要的承认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这么做不是由于任何压力，而是欣喜若狂地将全部身心向她倾注。”
菲莉斯从卡夫卡的生命里消失，而另一个在他的世界里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女人——密伦娜出现了。那封《致密伦娜情书》是卡夫卡和这个女人爱情的见证，也是卡夫卡心理恐惧的重要见证，也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显然，卡夫卡和密伦娜的爱情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情感经历，也是最为炽烈、曼妙的一次，身当其中的主人公和我们差点就以为这个从小生活在生命的阴影中的又高又瘦的男人快要、或已经走出了恐惧的泥沼，因为爱情有时是生命的良药，可以治疗人间百病。但对于一个身外生活并没有多少波澜起伏，内心世界却澎湃汹涌的作家来说，对婚姻和肉体的恐惧又一次占了上风，任何可能往好的方面转化的希望都被他的猜疑和恐惧击得粉碎，也就是说，因为对“性”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