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的地位——内心的不安全，人与人之间的不安全——站在着一切之上就可以把事情解释得容易理解了：为什么只有握在手中、咬在牙齿间的东西他们才认为是自己所有的。此外，为什么只有触手可及的财产才使他们感到拥有生活的权利；为什么他们的东西一旦失去便再也找不回来，这些东西却在欢欣地永远告别他们，漂流而去。从根本想不到的方面也有危险在威胁着犹太人，或者让我们把危险二字去掉，以便表达得更准确一些：‘有威胁在威胁着他们。’……我的三十八岁的犹太人生涯说：……你三十八岁，已如此疲倦……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你根本不是疲倦，而是不安，是在这随处有失足之虞的地球上害怕迈出哪怕是小小的一步，而是唯恐在这巨大的不安后面将有巨大的疲倦跟随而来（你是犹太人啊，知道什么是恐惧）……”
“我总是力图传达一些不可传达的东西，解释一些不可解释的事情，叙述一些藏在我骨子里的东西和仅仅在这些骨子里所经历过的一切。是的，也许其实并不是别的什么，就是那如此频繁地谈及的、但已蔓延到一切方面的恐惧，对最大事物也对最小事物的恐惧，由于说出一句话而令人痉挛的恐惧……”
这种恐惧带来的后果是长久而严重的，它们致使对死亡的恐惧直接使很多犹太人，包括卡夫卡，慢慢地让自己的人生追求有了更严重而清晰的脉络，成为一种“向死而生”的博大而深刻的命题和命运。
在《杂感》第73节中，卡夫卡写道：
“认识开始的第一个信号是求死的愿望。这种生活看来是无法忍受的，另一种生活又遥不可及。人们不再为死而感到羞愧；人们情愿把他从这个所憎恨的旧牢房里移到另一个他将学会憎恨的新牢房中去。”
可以说，整个犹太人的生存环境，从某种程度和角度来看，都是一座牢房，生活在其间的犹太人唯一的结局就是死亡。在自觉意识还没有完全上升到每个犹太人的思想的时候，主动求死，也就成了他们对待自己最后的方式，看起来很有力，很悲壮，但更多的还是无奈，还是死人的孩子对死亡一贯的态度：恐惧。
“死亡我是可以做到的，忍受痛苦却做不到；通过逃避痛苦的尝试我反而明显地加强了痛苦的程度；我可以顺从于死亡，却不能顺从于痛苦，我缺乏这种心灵运动，就像是一切都装好了，把我已经系紧了的皮带痛苦地又一次系紧，而车却不启动。最糟糕的是，这是非致命的痛苦。”（见《卡夫卡集》 《杂感》 上海远东出版社）
在与死亡恐惧进行对峙和反抗的过程中，卡夫卡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了一个作家，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他后来的好友雅诺施也是这么认为，而且觉得他是一个有深刻而独特的思想和人格的作家。顶着这项桂冠，卡夫卡陷入了对生活和死亡更深的不安之中。他既把写作当成自己终身的事业，写作维持和拯救了他，换句话说，由于写作的长期维持，就成了他一种理所当然，又非常高贵的生活。按照他自己对好友勃罗德的话说，如果不写作，他的生活将会坏很多，并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他最终的结局必将是发疯，然后死去。他渴望自由，又能向疯狂挑战的胡作非为，以此来完成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他以为作家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
“作家生活的本身是怎样的呢？写作乃是一种甜蜜的美妙报偿。但是报偿是什么呢？这一夜我像上了儿童启蒙课似地明白了：是报偿替魔鬼效劳。报偿这种不惜屈尊与黑暗势力为伍的行为，报偿这种被束缚的精灵松绑以还其本性的举动，报偿这种很成问题的行为与举动，使得报偿成为一种与魔鬼拥抱和一切在底下还正在发生、而如果你在上面的光天化日之下写小说时，对此却一无所知的事情。也许还有一种写作，但我知道这一种。”（见《卡夫卡集》 《致马克斯·勃罗德》456-45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作家的生活毕竟不同于常人，他们经常失眠，经受着寂寞、孤独、神经衰弱、饥饿、误会和黑暗的折磨，卡夫卡也是如此，睡眠对于他来说是痛苦的，思考的愉快很快就会被肉体的痛苦所替代，生存的不安在黑暗中呈现处死亡的阴影，他感觉到的是这个如若或者压根儿就是不存在的大地上，这一切归纳为一个词，那就是黑暗。他时刻陷入了这片永恒的黑暗之中，黑暗的暴力（或者说黑暗本身就是暴力）肆意地从大地的各个角落冒出来，摧残着他的生命。
“每当夜深人静，恐惧袭来，使我不能入睡时，我经历的就是这一种。而在这场合，那种魔鬼性质的东西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同上）
夜晚带来了思想者最渴望得到的氛围，文学家同样对夜晚情有独钟。但当黑暗成为卡夫卡生命中的又一个隐喻和象征时，他最深沉的感受仍然是恐惧。在这里，魔鬼性质的东西代表了卡夫卡一贯以为的某种存在着的他无法排斥却经常看见的东西，与他形影相随，最终导致他经常产生死亡的错觉，或者希望在恐惧中尽快死去，他要看看别人是怎么哭他的。别人哭他，或许只是一种伪装得很好的，很体面的方式呈现的假象，但对于一个迷失于尘世，没有祖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