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死的时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之间的一段时期。尽管他经历了一战，但他毕竟还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再次领教到战争的残忍，也没有从世界性灾难的角度领教纳粹对犹太人令人发指的杀戮，也没有看到他的亲人的悲惨遭遇，也就是说，他的三个妹妹，在二战时期被抓进了德国纳粹集中营，后来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那里。但这个悲惨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卡夫卡死亡恐惧的意义，使他的个体悲剧上升到了整个犹太民族的悲剧。
而更具有悲剧性的就是，这个被称为“耗子民族”的社会群体，在孩子还未成人的时候，稍微能辨别一点周围的生存环境，就得学会像一个大人一样照料自己。那是一个没有童年的可悲的民族，也就等同于说是一个根本就没有任何希望的民族，只有可怜的梦却没有未来的群体，“我们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分散居住的地区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无法使孩子们逃避生存竞争，不然他们就会过早地被淘汰而夭折。在这个可悲的原因之外，自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这个民族繁殖力非常强，每一代都不计其数，一代排挤一代，儿童没有时间当儿童。在其他民族里，儿童会受到尽心的照料，会替儿童办起学校。儿童们，民族的未来……我们没有学校……我们的儿童啊……一个孩子刚出世，他便不再是孩子了，在他的后面已经有新的孩子的脸……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别的族类因此而妒忌我们，我们就是无法给孩子们一个真正的童年。”（见《卡夫卡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孙坤荣等译）
从这段话中，我们就不难理解卡夫卡对自己两个弟弟降临人世的敌对情绪，不难理解一个民族共同的悲剧，一方面，现实社会和家庭都没有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完整而美好的童年，说直白一点，是生存、敌人和自身的原因使然，也是整个犹太民族存在性不安的致命因素；另一方面，这个繁殖能力和生存能力一样强大的民族，因为人口的剧增而为整个民族增添了负担不说，他们似乎更容易为杀戮者找到清除和毁灭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人口太多，社会压力过大等。而更让人悲哀的是，这一代一代的彼此排挤和外族人对他们的排挤和杀戮共同构成了他们的悲剧性命运。还有什么比来自于自己人和别人双方面的死亡威胁更使人感到死亡时时刻刻、一步步逼迫而来的绝望和恐惧呢？
同时，犹太人又被称为“死人的孩子”，“懦夫”，“胆小鬼”等。这是犹太人遭受的最为悲惨的磨难之一。在还不能随意杀戮犹太人的岁月里，歧视就成了那些人对付犹太人最主要的方式，而带着侮辱、鄙视性和恐怖的，就是这句“死人的孩子”。
在很多文献资料中，都会记载这样的情景，即犹太人遭受到的不公待遇。即使时代到了卡夫卡生活的时期，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和遭遇不仅没有得到改观，相反，却越来越糟糕。在奥地利，特别是在波希米亚地区，由于捷克民族主义的反犹太人情绪，犹太人，尤其是犹太儿童，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各种形式的欺负、凌辱、歧视、谩骂和迫害。在弗洛伊德时期，在他所在的大学里，反犹太情绪更加狂热，致使犹太学生终日惶恐不安。在1897年的“十二月风暴中”，捷克青年********势头强劲，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打砸犹太人的商店，而卡夫卡的父亲仅仅因为会讲一口流利的捷克语，才让他家的商号幸免于难。这次极为严重的风暴没过去多久，“希斯纳案件”又上演了极为相似的一幕，烧毁、打砸和抢劫犹太人的商店。而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已是世人皆知道。
面对着死亡的威胁，犹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在擦干净伤口之后，继续龟缩在黑暗的角落里，在死亡的气息四处弥漫中过着他们胆战心惊和朝不保夕的生活。因为，他们被认为是邪恶与懦弱之民族，是一群死人的孩子。他们就像一个个幽灵，在肉体被摧残致死之后，彷徨在布拉格的老城区。
但在卡夫卡的诸多著述中，他很少提起他看到和听到的外族人对犹太人的各种暴行。这不是卡夫卡的疏忽，也不是他有意隐瞒。这实在是一个过于沉重和残忍的话题，无论是卡夫卡本人，还是他的读者，乃至亲人，都不愿意揭开整个犹太人灵肉两方面的伤疤。他们大多愿意就这么生活下去，即使麻木，冷漠，即使像耗子一样，躲避着行人，也总比老是在痛苦的倾诉和死亡的阴影笼罩下活着强。但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面临的绝境是无法改变的，只要自己是犹太人这个身份一天不消除，那么他们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平安和幸福。
不过，生命终结前的卡夫卡却多次提到犹太人被殴打等“肉搏”事件。他逐渐从逆来顺受的犹太人命运的情形中，开始利用有限的时间来思考犹太人的命运，也许有着某种人格的升华，或许是卡夫卡命运的进一步恶化，他内心深处的无意识状态开始有意识地活跃起来，他不想再做“死人的孩子”，但他只能思索着，同心上的恋人一起对话，对话的中心话题之一，仍然是说不完的犹太人命运。
“犹太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