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思想、文学、艺术、科学等，以及通常意义上的真理，往往在少数几个人的手里。我已经说过，这些大多数的人，要么对思想、文学、艺术、科学等东西以及真理一无所知，要么以为理所应当地享受着，要么以摧残者压迫者的身份去摧毁和消灭这些思想和思想者。除非人类灭绝，否则这种现象将永远存在下去。
在文学创作上，卡夫卡与生活中的人很相似，就是极为独特，尽管生活中的他有这样那样的特征，但他毕竟是与众不同的。人们通常把他的文学创作归纳为表现主义的。西方学者显然承认这一点，认为他是表现主义文学中的翘楚，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也有人认为，“的表现主义艺术并不是最典型的，或者说，他的艺术特征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未来的。这就不奇怪，卡夫卡的作品在表现主义运动时期并没有光法流行，但却被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所注意，且更受战后的荒诞派、存在主义和‘黑色幽默’作家的重视。卡夫卡最主要的艺术特征我认为可归纳为‘荒诞感’和‘悲喜剧’特色，它们和存在主义的内容融为一体。这在二次大战后成为相当普遍的文学现象。但在卡夫卡生前，却是不多见的。”（见《卡夫卡集》“卡夫卡的人格结构”（代序） 叶廷芳 第16页）而在卡夫卡生前是什么一种现象呢？由于卡夫卡独特的文学艺术追求，他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创作的手法，反映的现实都无法与读者的意识达成一致，他的思想更是远远将同时代的人抛在身后，他的作品很少被人问津。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文学家的桂冠是在他去世很久以后，才被后来的人们戴在他“头上”上的。这是卡夫卡的孤独，也是一种普遍性的事实。
但在面对这种极端苛刻的现实时，以及他的作品不仅得不到承认和关注，而且很难和很少发表的时候，他似乎并不以为那是什么损失或不妥。他似乎只关注着“创作”本身这一劳动形式，而他以为创作就是生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生活本身就是创作，或者别的什么。在1912年11月1日他写给菲莉斯的信中说：
“我的生活方式仅仅是为写作而设置的。如果让它发生变化，那么无非是为了尽可能更适合于写作。”
而更深层次的对于写作的理解，卡夫卡依旧将他的本质看成是“写作”的，而这种接近疯狂的，并不考虑读者接受心理的方式，是孤独的。他觉得越孤独，越对写作有好处，就像真正的夜晚必须得有夜晚的成色一样。在1913年6月26日，他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写道：
“我与写作的关系和我与人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它们存在于我的本质中，而不是暂时现象。为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深于寻常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里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这同人际关系没有直接联系，我只能以这种自成体系的、内在关系的和严厉克己的方式来写作，而且因此也只能这样生活。”
这就是卡夫卡异于他的地方。他写作就是为了孤独，为了内在的心理需要，为了一种能真正渗透进意识的现实，为了实现他的美学思想，却也不是为了成就“某钟地道的德意志属性”或“最具有犹太属性的文献”，归根结底，他这一切都是在孤独寂寞的情形下完成的，他的死亡是孤独对好的礼物，也是对他的内心世界里的那个“神”最好的礼赞，因为在他自己最终也误解自己，如同他有时与人谈话时的胡乱表达最终把自己也搞糊涂，乃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样，除了孤独，还是孤独。
1916年9月26日，他在致菲莉斯的信中，再次提到了孤独：
“我知道，青年时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很多，但那与其说是自得其乐，不如说是迫不得已。但现在我快步奔向孤独，犹如江河奔流入海。”
卡夫卡在病痛中死去，孤单单地躺在一只孤单单的木头匣子里，朝着一个只属于他的孤单单的世界漂去。这个始终认为“两个人在一起时他觉得比一个人时更孤单”的人，以他的死亡兑现了他的箴言：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现在这只“笼子”——棺材终于拥有了他，纵使生前如何被世界伤害，被尘世拒绝，也无妨了。毕竟他自己认定自己是误入尘世的，那一切存在的人事物，都因为死亡而彻底解脱，彻底无关了。
他是死人的孩子，以死亡的方式活在他人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