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还是一只鸟在寻找一只笼子，或者一只鸟成了自己的笼子，卡夫卡都是不幸的，这样那样的不幸从最瘦的人到存在的不安，到对自己的痛苦和过敏神经的思索和无奈，都意味着他似乎与这个强大和莫名其妙的物质世界无关，他说过，除非逃到这个世界，否则怎么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呢？他当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幸福只是梦想。这个世界，成了一个文学性和哲学性的双重隐喻，与他一贯的并不健康的身体和并不快活的心灵，成了他无法承受的精神负担，梦境一般，局外人一般，在他的隐喻空间里，创作，谈论，做梦，痛苦，寂寞，恋爱。人类本身就是一种疾病，人类也仅仅是一个隐喻，而他，卡夫卡也是一种疾病，他和一切人类都被疾病控制，被城市和像他父亲一样的强者控制，但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没有家，人类是误打误撞地来到这个世界的。至少，他以为他是这样的不幸者，他所能感觉或用文学，其实是哲学的方式进行研究、思索和“拯救”的世界，那片狭小得令人窒息的空间限制和决定了他全部的生命，而那个空间原本也不属于他。
卡夫卡比任何人都明白自己作为犹太人的悲剧性命运，这首先决定了他看待世界的心是悲凉的，人们给予犹太人的各种伤害和打击，从童年的卡夫卡一直到死亡时的卡夫卡，都是那么深刻而久远。他所看见的世界，其实就是虚无的，是与他没有关联却又息息相关的虚空。
“是否因为现在我没有了丝毫的自信？对我而言一切似乎都是虚构。别人的每一个看法、每一次偶然目光，都会把我内心搅得方寸大乱，哪怕已经忘记了的事情，哪怕完全无足轻重的事情，都会叫我深深地不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少安全感，我现在之感到生活的压力。我看不到意义，一片虚空。”
这种极为深重的存在性不安，占据了卡夫卡全部的生活。作为犹太人，他确实看不到作为犹太人的意义，也看不到作为个体的卡夫卡的意义，眼见的一切，都是虚空。尽管的短篇小说《司炉》的发表得到了年青人的青睐，使他们为他而着迷，尽管这个小说里充满了温暖的阳光，格调也较高，而且充满了爱和对幸福的感激之情，是卡夫卡小说中难得一见的比较明朗的作品，但他并不为此而感到自己与这个世界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和感受到它的温暖，虽然他以为青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能看到美，但是，一旦看见和发现美的能力失去，毫无慰藉的老年就开始了，衰落和不幸就开始了。那时，卡夫卡还不老，但他已经决然地以为“幸福排除老年”。说这话的时候，卡夫卡的深灰色大眼睛已经充满了哀伤。
他说：
“我们最好谈遥远的事情，遥远的事看得最清楚。《司炉》是梦呓，是对也许永远也不会成为现实的什么东西的回忆。卡尔·罗斯曼不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生下来就是老人。”（见《卡夫卡集》中的《谈话录》第319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所以幸福排除犹太人，排除了他，无论是最瘦的人的那个卡夫卡，还是眼前这个作为作家的卡夫卡。这种没有幸福，也不再看到或发现美的老人形象和心态，决定了卡夫卡和他一样的犹太人的命运。即使他们看到了美，有发现美和审美的能力，情形又会怎么样呢？不怎么样！与生俱来的悲剧命运，其实不管卡夫卡们是青年还是老年，他们在没来到人世的时候就已经被剥夺了生存权，“我们犹太人一生下来就是老人”与布拉格、与疾病、与存在的一切，都只不过是隐喻。而这个尘世，同一堵水泥墙一样，“只是一种假象，迟早要坍塌的。内与外属于一体。它们互相分开时是一个秘密的两个令人迷惘的外貌，这个秘密我们只能忍受，而无法解开。”（卡夫卡，《谈话录》第32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而更让这个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更痛心于人们对犹太历史的不理解或者是不愿意读犹太历史，他说：“犹太人的历史蒙上了童话色彩，人一旦长大，就把它和童年一起抛进遗忘的角落。”这种情形加深了他的忧郁和恐惧，因为他看到了强权意志“只想占有，只想通知，而理解通常只能是占有和统治的一种障碍。不认识他人，就能更好地压迫他人。这时没有良心的谴责。正因为如此，没有人了解犹太人的历史。”（见卡夫卡《谈话录》第342页）德国研究卡夫卡的巩特尔·安德尔斯曾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介入犹太人（最初他确实如此），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操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耗费在家庭方面。可‘在自己家庭里，我比陌生的人还要陌生。’”这就想当初的犹太人一样，说着德语，却不完全是德国人，甚至根本上被德意志当权者排除或迫害，而身在布拉格，却又不完全是捷克人，身在欧洲，却几乎不被欧洲主流人群和主流文化，记忆宗教所承认，幸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