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有思考能力以来，我就对精神存在的维护问题怀着极深的忧虑，以致其他一切与我全是无所谓的。我们这儿的犹太中学生往往很古怪，我常常在这儿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以我这么个奇想迭出、但多半寒气逼人的孩子，怀着冷冰冰的、几乎不加掩饰的、不可摧毁的、像孩子般不知所措的、近乎可笑的、像动物般感到满足的淡泊冷漠心态，我还从来没有在别的人身上看到过。当然，它也是防止我因恐惧和负罪意识而产生神经崩溃的唯一保护工具。我心里只有对我自己的关心，但这种关心却是以各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比如对我的健康状况的担忧；这种担忧很容易出现，不时产生对消化、落发、脊梁骨弯曲等的小小的担心，这种担心害怕上升而形成无数层次，直到以一次真正的疾病而告终。”（卡夫卡 《致父亲》，见《卡夫卡集》489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最终，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肺结核找上门来，他长期以来的担心成了现实，也许这让他紧绷的神经得到片刻或长久的放松，或许他会显得更加担心，不安和恐惧，怀着对自己身体的无法预知的茫然和痛苦，看到生活、肉体、精神、心灵诸元素之间，有一个主宰了一切，当然也包括他卡夫卡在内的东西：生命。当生命成为一个人的信仰，那他思考的很多问题就得到了答案，他的心灵的门窗也就打开了。比如中国的沈从文。但这仍然没有让卡夫卡解脱出来，他仍然释放不了自己。
“由于我对任何事情都感到不安，每时每刻都需要证实自我的存在，我没有任何未来属于我的、属于无可置疑的、归我一个人独有的、唯我可以调动的所有物。由于我实际上是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所以我当然对最接近的物体，即自己的身体也感到无把握了；我越长越高，但不知该怎么对待我增加着的高度，负担太沉重了，脊背因而弯曲；我几乎动弹不得，更何谈做体操……”（同上）
于是，卡夫卡在后面的表述中直言不讳地说，他永远是孱弱的，他把他可以支配的一切都看成是奇迹，比如他比较良好的消化；仅这种心态，就足以使他失去这种良好的消化功能。
于是，通往极端忧郁的道路全部毫无阻挡地展现在卡夫卡的面前，直到在想要结婚的超人的紧张压力下，血从他脆弱的肺部涌出，这就是他患的肺结核。因此，他喋喋不休地以为，他是一个被喂饱了肉和其他好东西，但肉体上却没有任何作为的，永远与自己搏斗着的孩子。
是的，卡夫卡确实是一个孩子，我们虽然不至于说他永远长不大，但我们实在愿意在这个孩子的世界里，同他一切寻找快乐，寻找造成他如此羸弱和敏感的重要原因。这个孩子对他的父亲，始终保持着距离，也始终在质问，在恐惧和负罪中，畅谈自己的感受，自己所遭受到的屈辱。
“我永远蒙受着耻辱，或者我执行你的命令，这是耻辱，因为它们只对我起作用；或者我不服从，这也是耻辱，因为怎么可以不服从你呢？或者我无法执行，因为我比如说不具备你的力量、你的胃口、你的技巧，尽管你是把这种作为毫无问题的事向我提出的；这无疑是最大的耻辱。以这种方式活动着的不是孩子的想法，而是孩子的感觉。”（《卡夫卡集》《致父亲》，469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孩子的感觉终归是感觉，但并不意味着卡夫卡就此罢休，或者仅仅是与那个独裁者、暴君和健壮如牛的人谈着模糊不清的感觉，他要父亲明白的是，他蒙受的耻辱是多么的深重，因为父亲伤害了他，同时，他也伤害了父亲，一个弱小的孩子完全可以以别的方式伤害一个在他眼里永远是无法战胜的人，而且并不缺乏痛快，也不缺少痛苦的力量，因为任何一种伤害，都是相互间能量之强大和弱小的转化，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
“我始终觉得不可理解的是，你对你的话和论断会给我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和耻辱怎么竟会毫无感觉，好象你对你的威力竟是一无所知似的。我的话当然也会伤害你，但我总是会意识到，它使我痛苦，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没法不说出来，说的时候我就已经后悔不迭。但你却毫无顾忌地把你的话抛出去，你什么人都不怜惜，说出时不怜惜，过后也不，人们在你面前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了防卫能力。”（同上 第468页）
但最终的结果是：
“我今天对你这种言外之音的害怕之所以不像童年时代那样浑身发抖，是因为童年时那种绝对的负疚感已部分地被我们俩同样可怜的认识所取代。”（同上，第470页）
说到这儿，似乎卡夫卡这个“最瘦的人”的参照系，也就是他的对立面，也可以说是造成他那种状况的人，永远是他父亲。但这不是最后的论断，当然也不是唯一的论断，充其量是我们和卡夫卡本人心路历程中的一种解读方式和他的自我发泄和夸大的存在方式。这当然与他父亲相关，也与卡夫卡本人，以及他的母亲和妹妹们有关。这是普遍意义上的论断，自然不缺少作为研究卡夫卡最为重要的一条路径，至少，我们知道了将“最瘦的人”不管是作为一种心理暗号，还是一种自我标榜或自我调侃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