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对的，但我不相信这一点在我过去的处境中给过我什么真正的帮助。”
卡夫卡就是针对父亲的这种责备，迅速将矛盾转向了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巧妙地提出，母亲太过于爱儿子，对自己好得无以复加。这句话其实也带着卡夫卡式的自责，自责中也满含着对父亲的反感和怒怨，因为：
“（确实，母亲对我好得无以复加），可是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同跟你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不好的关系。”（以上引用见《卡夫卡集》《致父亲》上海远东出版社）
这种不好的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在父亲——我——母亲，或者父亲——母亲——我三者之间究竟有着什么不合拍的地方？
卡夫卡的母亲说到底，也是一个没有幸福童年的女人。这种不幸自然使她幼小的心灵遭受过沉重的打击，那些创伤即使到了成人时期也无法愈合。但事情总是有它的两面性或多面性，这种人生的大不幸，却在另外一个方面锻炼了这个女人，使她在明白了生活艰辛的同时，在现实残酷的实际情形下变得越来越坚韧、能干。在她娘家的日子里，她忍受着作为女人的诸多辛酸和痛苦，全心操持着那个家，尤其是为了她的五个兄弟，她几乎到了殚精竭虑的地步。总的说来，她的辛苦和付出是有结果的，至少那个家不至于全然破裂，虽然洛维家族的神经质和善感特征，一直没有让她摆脱生存的艰辛和对环境的严重焦虑，虽然到了成年也是如此，但作为洛维家族的一个“管家婆”，她是优异的，以至于她的这种心态、精神和爱，直到嫁到卡夫卡家族里来，都得到了发扬和光大。
这首先得看赫尔曼·卡夫卡的性情和个人需要与她是否合拍，事实上，他们之间是和谐的，卡夫卡家的男人和洛维家的女人因为彼此的需要而结合，一生走到了一起，不得不说是一种巧合，一种幸运，但又是命运的安排中的一个必然环节。他们都没有幸福的童年生活，都被残酷的现实人生击打过，都对存在的环境感到困惑和不安，都有着对物质世界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钱财的某种意会，并且都把家庭这个狭窄又复杂的世界当成了毕生的财富和生活与精神的中心，都能吃苦耐劳，懂得付出，懂得生存法则，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懂得对方的品位、心思和梦，而且彼此欣赏，彼此依靠，从大量的生活材料以及某次女人生病，男人紧张得无以自制，抓住橱边的手都在颤抖一事，就能看出，他们是因为某种物质上的彼此需求，然后才是爱情而走到一起的。他们共同把握着卡夫卡家族的命脉，通力合作。可以说，赫尔曼能成为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的资本家，他的女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是牺牲。不管卡夫卡本人如何看待父母的婚姻关系，也不管世人如何看待他们的结合，但他们确实是一开始就显示出了比其他家庭婚姻更牢固的关系，即使到了儿子魂归西天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依旧保持那么理智、稳妥、无懈可击，即使我们可以说他们冷漠、刻板、顽固、势利，但我们却无法使用虚情假意，假模假式，忘恩负义和没有原则的利用的言辞去概括他们……
在《致菲莉斯·鲍威尔》中，卡夫卡写道：
“我们家不是这样的，我的母亲是父亲所爱的奴隶，我的父亲是母亲所爱的暴君，所以从根本上而言，家庭之和睦从来都是无懈可击的。……但由于和睦的存在，这种痛苦亦无法钻入家庭的核心。……家庭的和睦实际上只受到我的干扰，而且随着一年年的流逝越演越烈，我经常感到不知怎么办才好，感到自己对父母和所有的人都犯有罪过。”（见《卡夫卡集》《致菲莉斯·鲍威尔》上海远东出版社）
在卡夫卡眼里，父母关系是良好的，他们组织的这个家庭，关系是和睦的。确实是这样。在卡夫卡家庭的商业活动里，尤莉，即卡夫卡的母亲充当的都是一个全勤式的“员工”，几乎大部分工作她都乐意参与，而且极为能干，而且也能分担男人的很大部分工作。她无疑成了家里和商场上的卡夫卡家族的管家。同时，一旦丈夫心情不好，她得适时地进行安慰；如果丈夫对外骂骂咧咧，作为妻子的她，仅仅是在一边忙着，只要丈夫不做出出格的事，就平安无事；更重要的是，当父子俩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的时候，她总是充当和事老的角色，左右逢源，做和稀泥的泥水匠，因为她懂得丈夫的性情，也知道儿子的心思，她爱丈夫，也爱儿子，这样一来，她总是维护着丈夫，劝导着儿子，看起来非常公正，也维护了家中暴君的地位和面子，自然和让家庭正常运转，显得非常和睦。只是这种好心行为，最终总是让儿子感到很别扭，同时觉得自己失败了，父亲胜利了，母亲的行为仅仅是企图掩盖这些事实，久而久之，就在儿子心中留下了阴影。在闲暇时节的娱乐中，女人也总是满足丈夫的要求，陪丈夫闲聊，或玩纸牌，或在晚饭后陪丈夫散步，有些时候，卡夫卡也同他们在一起，在街上闲逛，转悠，聊天，争辩：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同你和母亲散步，走在今天的州银行附近的约瑟夫广场上时，我开始愚蠢地、大言不惭地、自视高明地、骄傲地、冷静地（这是不真实的）、冷漠地（这是真实的）、结结巴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