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理阴影。卡夫卡继续写道：
“这么一来，世界在我眼中就分成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我这个奴隶居住的，我必须服从仅仅为我制定的法律，但我又（我不知原因何在）从来不能完全符合这些法律的要求；然后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极其遥远，那是你居住的世界，你忙于统治、发布命令、对不执行命令的情况大发雷霆；最后是第三个世界，其他所有的人全都幸福地，不受命令和服从制约地生活在那里。我永远蒙受着耻辱，或者我执行你的命令，这是耻辱，因为他们只对我起作用；或者我不服从，这也是耻辱，因为我怎么可以不服从你呢？或者我无法执行，因为我比如所不具备你的力量、你的胃口、你的技巧，尽管你是把这作为毫无问题的事向我提出的；这无疑是最大的耻辱。以这种方式活动着的不是孩子的想法，而是孩子的感觉。”
“暴君”不执行自己制定的法律，似乎无可厚非，谁叫他们是暴君呢？但“暴君”赫尔曼看到自己的儿子不执行自己的法律，那显然不是好事情，大发雷霆，威胁斥责，谩骂羞辱，都不可避免。看来，还是作为父亲的“暴君”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卡夫卡这个拥有新潮思想的知识分子，敏感异常的作家，他怎么可能完全“守法”呢？如果面对这样那样的专制，卡夫卡就屈服了，认命了，那他就不是“犹太皇帝”弗兰茨了，也不是文化人卡夫卡了，他毕竟还是一个血性男人，他虽然胆怯，懦弱，甚至优柔寡断，自卑，但他被雄性荷尔蒙催发着，偶尔或适度的“反抗”也会出现：
“为了在你面前显示我还是有点能力的，还有一部分是出于报复心理，我很快就开始对我在你身上发现的一些小小的可笑之处进行观察、搜集和夸张。……为此，我感到愉快，这些观察给了我窃窃私语和寻求乐趣的机会……”
这符合卡夫卡的性情，也符合洛维家族在神经质里潜伏着的对正义和思想的追求的特点，尽管这种追求和反抗永远见不到成效，甚至经常性地被“谋杀”在萌芽状态。于是，卡夫卡无奈地告诉父亲：
“由于不可能进行心平气和的交往，于是另一个其实很自然的后果产生了：我把讲话的本领荒芜了。……你很早就禁止我讲话，你那‘不许顶嘴’的威胁和为此而抬起的手从来就一直陪伴着我。……你说：‘不许顶嘴！’是想压服我这儿令你不快的反对力量，但你这句话的力量对我来说却太强大了，我太听话了，于是我完闭了嘴，蜷缩在你面前，而只有我离你很远，在你的力量至少不再能直接达到的地方，我才敢动弹一下。”
这些文字读来，确实让人感到心酸。
卡夫卡说：
“你在教育中运用的效果特别好的，至少在我身上从未失效过的语言手段是：斥骂、威胁、讥讽、冷笑、还有（这是奇怪的）自责。”
而在卡夫卡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来自父亲那张嘴的最恐惧的话就是：
“我要把你像条鱼一样撕碎。”
而父亲对他的讥讽和嘲笑的言辞也非常多。举个例子吧：
“比如艾莉，我有好多年一直生她的气。当几乎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这么说时，对于我来说堪称是恶毒和幸灾乐祸的节庆：‘那个胖姑娘喜欢坐在离桌子十米远的地方。’然后你生气地坐到你的椅子上，毫无喜悦或带感情色彩地、像个死敌般夸张地模仿她那不合你胃口的坐相。”
这种专制主义作风一旦落到少年儿童的身上，其结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家庭教育如此，学校教育更是如此。卡夫卡虽然并没有全然反抗他的专制父亲，却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明白父母，尤其是父亲如此这般作为的全部意义所在。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代表，赫尔曼不仅要求自己必须获得更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的家庭教育必须围绕这个法则进行，必须遵循社会基本的法则、义务和规范，采取的手段自然就是极端的，专制的，这对年少的卡夫卡的成长自然是不利的。
问题是，作为当事人的父亲并不以为他的的家庭暴力有什么问题，更不会意识到他的作为会如何伤害儿子，乃至产生影响其一生的负面意义：
“自我能思考之日起，我就一直为维护精神上的生存而如此忧心忡忡，以致我对其他一切都感到淡漠了。”
孩子的内心世界异于成人，也敏感于成人，也更单纯和天真，一旦他们的心灵得不到呵护，个性不被人尊重，内心世界被残酷的外在因素所玷污、破坏、粉碎，那他们的一生基本上就被毁了。
卡夫卡悲哀地写道：
“整个这种教育的最直接外露结果是：我躲避着能使身在远方的我联想到你的一切。”而这些联想无疑是如刀子扎心般的往事：“这里，我只需提醒你回忆一件往事就足够了：我在你面前丧失了自信心，换来的只是无穷尽的负疚感。”“确实，母亲对我好得无以复加，可是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同跟你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不好的关系。母亲无意中扮演了狩猎中哄赶者的角色。……或者就是这样：谅解无法达成，而母亲只是在你面前悄悄地保护着我，私下给我些东西，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