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夫卡去世前的几个月中，他曾与一个叫多拉的姑娘同居。那是一个出身贫民的女子，卡夫卡对她还是有感情的，至少，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这个女子陪伴了他不短的一段时日，也算是他四十多年短暂人生旅途中的一个真心爱他，理解他，懂得他心灵的女人，有人甚至将她看成是他的红颜知己。但已经进入老年状态的赫尔曼对这件事保持了他一贯的做派：不同意。只是卡夫卡当时并不在布拉格居住，不然，老赫尔曼那炮弹似的语言，将会使即将离开人世的儿子遭受又一次沉重打击。卡夫卡死后，赫尔曼夫妇也参加拉他的葬礼，多拉也来了，她显然十分悲痛，所有人都能看出她对卡夫卡那份纯真的爱情。当卡夫卡下葬后，奔丧的客人们陆续离去，墓地里只剩下赫尔慢夫妇俩和多拉时，多拉再次抑制不住失去恋人的痛苦，扑倒在他的墓上，失声痛哭，其情其境都非常凄恻，感人，但却没有打动赫尔曼夫妇，他们似乎并没看见一个女子出现在儿子的墓地，也没有听见她的痛哭，他们毫无表情地互相搀着挽着，转身离去了。
这种伤害最终还是落到了卡夫卡的头上，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凭借他的善感和敏锐，肯定会感受到多拉的爱，也会再次感受到父亲在婚姻问题上对他的始终如一的干涉、指责、拒绝和冷漠。好在有多拉，有多拉的爱情，使这个在人世孤独异常的人，在离开人世的时候，能带着一份真诚的情意，也算是有幸了。
其实，像卡夫卡同他父亲这样关系的人，在世界上随处可见，也可以这么说，天下的父子之间，或多或少地都具有这样那样的矛盾、误会、纠葛、隔阂、对立与争斗，我们通常称之为代沟，也可以从“同性相斥”这层面上去理解和认识，父子之间的隔阂、对峙和斗争，自古以来都从不间断，那是男人之间心灵力量进行的“殊死”对抗的“战争”。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在前行道路上的一道奇观，代沟成为其中最明显的痕迹。这种两代或多代人之间的矛盾，也是要求我们去认真对待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通过这封《致父亲》的信件，去分析卡夫卡所探讨的他和的父亲的关系。
在信中，卡夫卡历数了父亲的专制。这是首先让卡夫卡无法忍受的。
“许多年后，我还经常惊恐地想象着这么个场面：那个巨大的人，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上抱到阳台上去，而我在他眼里就是这样无足轻重。”
“你以自己的力量单枪匹马奋斗到这么高的位置，因此你对自己的见解抱有无限的信任。……你坐在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
“你的见解是正确的，其他任何见解都是发疯的、偏激的、癫狂的、不正常的。”
“还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你对一件事情根本就没有观点，这就导致对这件事可能产生的任何观点统统都是错误的。比如你可以骂捷克人，然后骂德国人，然后骂犹太人，而且不是有所选择，而是什么都包括在内，到最后除了你以外没有一个人没被骂到。”
于是，卡夫卡毫不客气地对父亲的形象进行了概括：“你在我心中产生了一种神秘的现象，这是所有暴君共有的现象：他们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思想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人身上。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思想是文明进步的助推器，没有思想的行为，不是野蛮，就是专制，卡夫卡对父亲形象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其实也是对人类历史在发展演绎进程中的关于“人”的形象的深刻的见解。即使不谈思想，单单从生活中的琐碎事例上，卡夫卡也没有放过对父亲与自己关系的分析：
“我这里说的不是那些高层次的思想，而是童年时代任何细小的举动。……问题的症结是：出于你那与孩子截然相反的天性，你始终如一地给孩子带来这种失望，再加上这种天性的对立通过物质的堆积不断加强，以致最后甚至在你偶然同我看法一致时，这种对立仍然带着习惯性继续发挥威力，以致孩子的失望最终已不再是寻常生活中的失望，而由于它是由你那决定一切的自身造成的，触及到了核心。”
由童年的不幸和父亲的行为而带来的切骨的痛苦和失望，纠缠着卡夫卡，压抑着卡夫卡：
“我的心灵之所以受到压抑，是因为你要我遵循的戒律，你，我至高无上的楷模，你自己却可以不遵循。”
暴君既可以制订法律，也可以亲手撕毁任何法律条文，因为他是暴君。暴君的准则就是：法律是用来管制别人的，但与君主无关。在卡夫卡的家庭世界里，父亲就充当了这么一个专制者的角色，而且把自己的儿子当成了专制的对象，儿子长期遭受的压抑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卡夫卡身心遭受到父亲如此的摧残，并不认可父亲的教育方法，但他还是清醒地意识到。父亲在他的身上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这个失败却是父亲不能容忍，也不可承认的，在随着儿子年岁的增长的同时，他的暴君意识也更加强烈，而因为一些在儿子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上，父亲这个拥有极大权威的人在并不遵守他亲自给儿子制订的条律，给儿子造成了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