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多半还是卡夫卡家族的，比如：肯吃苦，倔强，固执，不轻易屈服，容易伤害别人更容易伤害自己等。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多子家庭中，老大的性格最接近父亲，却又是在最崇拜父亲的同时，又最容易冒犯、顶撞或最终造父亲的反（有的最终被父亲征服），我们可以把这种基因遗传看成是卡夫卡父子俩矛盾重重的原因之一。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卡夫卡写了一封长达三万五千字左右的信，这就是被文学史家和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卡夫卡的《致父亲》。
我们可以将《致父亲》看成是一封单纯的父子之间的信来阅读，也可以当成是一部自传体文本来读，也可以当成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文献来读，当然，也可以当成是一份精神分析的报告，或者是婚姻爱情的自我检讨、解剖、省察，也可以当作伦理学、心理学，乃至政治学著作来读。卡夫卡在通过这封超长的信向父亲阐述了自己作为儿子、作为男人的某些理念和态度，也在无意中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精神遗产，它甚至比单纯的文学作品更具有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卡夫卡在这封长信中首先对自己的婚姻问题进行了反思，检讨和解剖，但他那三次失败的婚姻，除了他自身性情中的三心二意，花里胡哨等特点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父亲有关，最主要的是早年父亲横加干涉他的婚姻，并毫无遮拦地表达了对他女友的蔑视和侮辱。一次，父亲在针对卡夫卡的某桩婚事时，这么说道：“她也许随便找了一件衬衣穿上，就像所有的布拉格的犹太女子那样，于是你就决定娶她了。而且越快越好，恨不得过一个星期，明天，今天就要。我真不明白，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又是个城里人，你除了见到谁就马上想娶他，就想不出别的主意来了吗？”显然，这几句话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常人姑且难以承受，更何况是一个作家的卡夫卡呢？但仔细分析，父亲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作为一个文人，虽然不至于像流氓地痞那般没素养没档次，但卡夫卡在对待婚姻方面确实也不够成熟，甚至在他父亲看来，不仅很不严肃，甚至不负责任，太随便。众所周知，卡夫卡对妓女是情有独钟的，多情风流是文人的普遍特征，但多情并不意味着就真情勃发，待人实诚，风流并不见得就是风雅，高雅，有品位。但卡夫卡虽然不至于薄情，但他对妓女的态度，也可见其性格和修养之一斑。在他致知己、奥地利犹太作家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就这样我无可奈何地要去找一个只是友善地抚摸我的人，所以昨天我同一个妓女在旅馆里。她太老了，已经不会产生忧郁之情，她只是感到遗憾（虽然她并不为此惊讶），因为人们对妓女不像对一种情爱关系那样亲切。我没有安慰她，因为她也没有安慰我。”（见《卡夫卡集》中《致马克斯·勃罗德》 第424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这封信写于1908年9月 于布拉格）
我特别注意到了两句话，一个是由于太老，那个妓女已经不可能挤弄出一副忧郁的神情讨得文人卡夫卡的欢心或怜悯，人们对待不再年轻的人，比岁月对待不再年轻的人还要刻薄和残忍，卡夫卡也不例外；第二句就是最末那一句，“我没有安慰她，因为她也没有安慰我。”这句话意味深长，也点出了卡夫卡性格中的另一面，既有赌气似的小孩子性格，也有一个嫖客的寡情，甚至是无耻。一个多多少少与沦落风尘者相染的男子，自然不会在婚姻走得更远，他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自然也有别于常人，这在作为父亲的眼里，这个儿子自然就不被他瞧上眼，认为儿子的任何事业都是不对头的，是与他背道而驰的，他的奚落、侮辱和鄙视，是一个父亲极为正常的管教措施。但这无疑极大地伤害了异常敏感的儿子。这使得父子关系一开始就恶化，无法修缮，只能破破烂烂地，双双往岁月的深处——不同的领域——走去。《致父亲》这封长信的一个特点，就是卡夫卡针对这种伤害带来的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由于在这个地方我一切都失败了，所以我担心我也不能够把这些结婚试图解释清楚。然而我这封信的成败是取决于这的解释之成败的，因为，一方面在这些尝试中集中着我所能支配的所有正面力量，另一方面我描绘成你的教育的副产品的那些因素，如虚弱、缺乏自信、负罪意识，这些因素在我和结婚之间划出了一条警戒线。”
“你这样地看待我，是无法解释的，只有旧的罪孽和你的极深的藐视才可能是原因所在，而这事又一次给了我的内心最深处以打击，而且是沉重的。”
“为什么我没有结婚呢？这里当然像所有地方一样，有种种障碍，但生活就是由越过这些障碍组成的。最重要的是，可惜超脱了具体事例之外的障碍却是：我精神上实际上没有结婚的能力。这一点表现在：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了，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不成其为生活，我绝望地东倒西歪。”
“我想进一步做番解释：在我的结婚尝试中，两种似乎是截然相对的因素激烈地在我与你的关系之中碰撞，比其他任何场合都更激烈。结婚当然是对最充分的自我解放和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