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婚姻而成了卡夫卡家族中的一员，继续着他们共同的犹太人生活。但从她和赫尔曼之间日后的生活和商业行为来卡，他们之间的结合，婚姻的成分大于爱情的成分。爱情，虽然美丽，但虚假的因素太多，这对于苦于生计和逃避迫害的犹太人来说，不仅奢侈，而且是浪费和慢性自杀，他们根本就无法让心灵浪漫起来，尽管他们其实也都渴望爱情，做着一场场关于青春和爱情的美梦，但现实就是现实，只有婚姻才能真正面对现实，或者说，只有现实承认的婚姻，才是真正的生活形式。所以，婚姻往往取代了美好但弱不禁风的爱情，能堂而皇之地进入生活中心，它虽然显得现实和势利了许多，但它硬扎，实在，没有虚的东西，只要有家庭，有生意，有利润，有子女，有点地位，当事人就相当满意了。可以这么说，赫尔曼和尤莉都有这样的心理，甚至就是这么样的一种人，他们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家庭事业和卡夫卡们的利益。这本身并不奇怪，也不可批评，试想想，无论是卡夫卡家族的赫尔曼，还是洛维家族的尤莉，都有着并不完整的童年时光，而且过早地见识了犹太人严酷的生存境地，这对他们的心灵是双重的伤害。倘若生存环境的残酷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而且被所有犹太人所面临的话，那么童年的幸福是有极大可能得到的，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几乎没有“童年”，生活让他们直接进入了成年社会，这是好事，却也是无可奈何的坏事。
很多人以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失败的，至少是不幸福的。我看未必。赫尔曼和尤莉的结合至少在维护家庭这一层面上，是成功的。而幸福本身就很难说清楚，它仅仅是一种感觉，和谐、持久、忍让、包容、诚实、大度、勤劳等，都可以和幸福相粘连。爱情上的恋者，往往不是最佳的婚姻的伙伴或合作者，而婚姻中成功的伙伴，有时往往会在繁杂的婚姻体系中获得不曾有过的爱情，即使不能获得，那至少也是安逸的，妥帖的。况且赫尔曼和尤莉在生意上互相应和，在生活上还能互相照顾，共同维持着家庭。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两人的骨子里，都有对早年生活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有着接近相同的、极为深刻的理解，因而他们不约而同地达成了一致：通过自己的一双手，创造出让人羡慕的幸福的生活，要被人瞧得起，在有相应的社会地位。特别是赫尔曼，身体健壮，精力旺盛，智商很高，思维活跃，目光远大，目标清晰。他在年青时就确定了要进入一个被人恭维的上流世界，彻底摆脱犹太人悲惨的命运。在他基本上进入中产阶级，成为一名中产阶级资本家的时候，他仍不满足，仍然勤劳地工作着。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并以此为荣，而捷克语则很少说，到后来基本上彻底将其忘记。这些都是因为他早年经历过的贫穷而辛酸的生活所致。他没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对上流社会的渴望，基本上都是源自内心最原始最朴素最急切的冲动：他需要金钱，需要地位，需要面子！所以，他瞧不起游手好闲好吃懒惰做的人，没有技艺和没有能耐的人，他看中而且看重尤莉的恰恰就是她的能干和务实作风，以及作为一个具有超常忍耐力的女人所具有的利他精神，可以说，从婚姻，或者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看，赫尔曼·卡夫卡与尤莉·洛维可以说是珠联璧合。
自此，卡夫卡家族和洛维家族就坚实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在赫尔曼这一支系的“新”的卡夫卡家庭体系，这个体系的第一个结晶就是在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哇哇坠地的弗兰茨·卡夫卡，赫尔曼的大儿子。据说，夫妇俩给这个看起来还健康的婴儿取名是根据“犹太人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而来的。这可以看出赫尔曼和尤莉的某种心理特征，也可以说是所有犹太人心理的真实写照。弗兰茨是“皇帝”，做父母的自然是渴望通过取这个名字而让儿子和整个家族获得好运，但“卡夫卡”这个姓，则是斯洛伐克的姓氏，在捷克语中的是“寒鸦”的意思。这个看起来意味深长的姓氏，是不是就预示着整个卡夫卡人的命运，尤其是这个想通过“皇帝”来获得好运的卡夫卡的命运呢？在德语姓氏至高无上的时代里，拥有“寒鸦”这个姓氏，也许本身就是一个不幸，一个暗喻，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机缘巧合了。
七天之后，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人们为弗兰茨进行了割礼，从而在种族、宗教和文化三个方面打上了影响其终生的标记，从而完成了肉身的“符号化”。斯宾诺莎在他的《神学政治论》中所说的那句非常有名的话：“我相信割礼这个记号极其重要，我个人相信单单只这个就可以使这个民族长存。”
其实，在世界各地，有割礼习俗的国家很多，埃塞俄比亚人、犹太人和穆斯林等民族，行割礼是在婴儿出生后不久进行的（犹太人是在出生七天后，即第八天），有的是在出生后几年后才进行。据资料记载，古代埃及的男童一般在六至十二岁之间行割礼，比犹太人要迟得多。而其他的民族则更晚一些，大都在青春期进行割礼。当然，这已经不是本书所谈论的话题了。但要指出的就是，无论何种年龄，只要实行了割礼，其宗教和种族身份就得到确认，也就被认为具有了重要的宗教意义。而在犹太人的割礼中，这种意义则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