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甚至能在他身上和卡夫卡身上找到彼此的影子，我本人觉得，这个叫鲁道夫的男人身上所具备的元素，与卡夫卡最为接近。还有一个舅舅叫西格弗里德，也是一个独身主义者，终身孤独一人，但他的性情却与其他几个弟兄大相径庭，是属于外冷内热型的人，而且极有幽默才能，性格直率，待人真诚。在他身上，继承了其父亲和祖父喜欢运动的禀赋，经常参与户外活动，身体比较好。同时，他还继承了洛维家嗜好读书，藏书的习性，有丰富的藏书，学识渊博，修养很深，卡夫卡最喜欢的舅舅就是他。这个后来当了乡村医生的舅舅，在风景优美的乡下过着孤独但也惬意的日子，卡夫卡也经常去看他。卡夫卡喜欢他，恐怕最多的还是在于性格气质互补，或者说，生性神经质的，看起来健谈实则忧郁的卡夫卡，在有意和无意中，希望从西格弗里德舅舅的幽默气质和坦率的性情中，获取某种补偿吧。
无疑，卡夫卡身上表现出来的气质和性格因素，无法摆脱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的双重影响，作为延续了血统的后代，他成了这种父辈文化的实验者。这是人类共同的命运，自然也是正常，无可厚非的。我们在研究人类性格变化的过程中，自然了无法避开父辈文化。这种文化有着明显的多重性，一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它蕴涵着的消极的、倒退的、腐朽的、陈旧的、不入伍的元素会在“大浪淘沙”中被淘汰，而其中积极的、健全的、新鲜的和极有生命力的那些元素，则被后代继承，然后再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当然，在这个继承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后代继承了那些堕落的、腐朽的东西，而好的东西也许会被有意无意地抛弃，这在人性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是经常出现的。而事实也是这样，我们甚至还发现，在新旧时代的转换过程中，那些腐朽肮脏和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往往长期存在，在人们的思想处于麻钝，时代处于惯性死亡的包围之中，历史也被惰性所掩盖，社会被一时的物质至上金钱至上的风尚所左右的时候，它们比正义、健全的、有生命力的东西还要强大，很多时候，这是由不得我们身处“现场”中的人的意志去转移的。虽然时代的更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在文化代谢和人类性格的演绎、传统文化强大的理想冲击下，往往又造成了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严峻现实，于是，就有了继承中的批评，有了延续中的反叛。这在卡夫卡家族的身上自然也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这种家族文化的传承促使后来的卡夫卡们不停地思索。在一九一四年一月八日的日记中，卡夫卡写道：
“我与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我几乎与我自己都没有共同之处，而应该静悄悄地把我放到一个角落里去，能够呼吸就心满意足了。”（《卡夫卡集》 第535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卡夫卡如此思考自己与犹太人之间的差别，与自己本身就是犹太人这个极具矛盾的问题，依旧显示了他从父辈文化和性格中继承下来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折磨着他，甚至连亲情，爱情等，使他极为敏感：
“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近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不上二十句话，和我的父亲除了有时彼此寒暄几句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和我的已婚的妹妹和妹夫们除了跟他们生气我压根儿就不说话。理由很简单：我和他们没有任何一丁点儿的事情要说。一切不是文学的事情都使我无聊，叫我憎恨，因为它们打扰了我，或者说它阻挠我，尽管这只是假定的。”（《卡夫卡集》 第534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这种性情的人，确实是很神经质。我们单从洛维家族的性情上来看，卡夫卡身上表现出来的性格气质，来自于洛维家族的大抵要多于父系家族，即，卡夫卡家族。他自己也说过，在他身上，继承了洛维家族中神经极度的过敏和时时刻刻的局促不安。它们在卡夫卡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异常敏感，腼腆害羞，局促焦躁，懦弱胆怯，异想天开和忧郁多愁。综观这种深远的影响，不仅仅来自于卡夫卡的父辈，也来自于他的舅舅，乃至他的母亲——尤莉·洛维。有的评论者认为，卡夫卡成人后性格特征的形成，不是笼统地来自于洛维家族，而是来自于他的母亲尤莉。我并不这么看，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是多方面的，既不是单一地来自于某个个体，也不可能只来自于“父辈文化”中的一个支系，比如，只来自于母系。另外，一个人早年的生活环境和人事，尤其是童年生活是否幸福，也是影响一个人性格的重要因素，而这一点，在卡夫卡和他的母亲身上，也得到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