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之后的赫尔曼，同无数渴望取得生存权利之后，更渴望获得更大的物质财富的犹太人一样，到了他们向往的大城市布拉格，将他们见惯了的破旧的乡村和小镇扔在了身后。这是一幅看起来相当不错的人生奋斗图景，大城市，毕竟才是获得财富的最重要的场所，乡村，似乎只能在开垦田地，获得微薄的收入，永远也无以发达和获得最终的幸福，或者只是那些养尊处优的人在闲暇时光来兜兜风，逍遥快活一般罢了，而对于犹太人来说，乡下，除了贫穷之外，就是不安的所在，生存的危险时时威胁这他们，而这些穷困的地域内，排挤和歧视犹太人的现象也非常严重。这些彻底洞察了生活的犹太人便将生存的指望放在了大城市，甚至把脱离迫害和打击的希望都放在了布拉格，但生活和命运又一次和他们开了巨大的玩笑，大城市迅速而无情地吞噬了它们，他们成了城市汪洋中的一滴水，一粒灰尘，一丝风，变得更加微不足道，他们不仅没得到梦想中的财富和身心的解脱，而且处于比以前更危险的境地，而且还多了令他们终生惶惑的孤独和寂寞。
赫尔曼在布拉格打拼了八年之后，即在他三十岁的时候才结婚，妻子是一个名叫尤莉·洛维的犹太女子，时年二十六岁。其父亲是一个家境殷实的犹太酿造商。那是在易北河边一座叫波德布拉特的捷克城市，居住着很多犹太人，他们成分复杂地相处，既不愿意与他人做过多的交往，交流，却又彼此杂居，有着很深的联系，既能体谅别人的生活处境，又对别人的生活不屑一顾，性格古怪，行为乖张。洛维家族就处于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群之中，过着属于犹太人的独特生活。洛维家族的外曾祖父是一个知识分子，不仅在家庭，而且在地方上都是一个很有影响的饱学之士，尤其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信众眼中，这个老人极有威望。这个老人生育了三个儿子，其中两个英年早逝，剩下那个做哥哥的活了下来，他就是尤莉的外祖父。这个外祖父与其兄弟不同的就是，他身体很好，冬天也能在冰冷的易北河里游泳，即使河水结冰，他也会将冰层砸个窟窿，跳进冰洞中游泳。另外一个区别就是，他比两个兄弟更多地继承了父亲酷爱读书的习惯，也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好读之士，家中藏书也非常丰富，是一个高雅的人。而且他对犹太教也非常忠诚，而他的一个兄弟在后来却改信了基督教。他同很多精于买卖的犹太人不一样，从事着商业活动，但是，虽然他开了一间店铺，常年做着生意，但买卖做得不怎么样，甚至经常亏本。他生育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就是尤莉的母亲，儿子则天生头脑有病，在疯癫中过着日子，给了他极为沉重的打击。而那个没有疯癫病症的女人则生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就是卡夫卡的母亲：尤莉·洛维。尽管没有疯癫病，但这个女人的景况并不好于他的疯癫兄弟，没多久，即，在她二十九岁那年死于伤寒，这一变故的直接打击，就是使尤莉的外祖母因为过于的悲痛和绝望而自杀身亡。可以说，洛维家族对于死亡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因缘”，尽管这种死亡并非都是自杀，他们主观上也不渴望死亡，但它确实像一道阴影，横亘在洛维家族每个成员的心上，挥之不去。这显然是由于洛维家族成员长期的心理积淀造成的。而这道阴影也通过尤莉传递到了她的儿子弗兰茨·卡夫卡身上，虽然我们并不能找到直接的证据，靠的往往也仅仅是推测，但综观卡夫卡四十多年的人生轨迹，死亡，连同恐惧，同样是他心灵世界中的一道无法抹掉的阴影。卡夫卡本人在极度的局促不安和思考中，希望将啊所在的那个世界重新审察一番，而他审察的一个重要元素，也是死亡。
在《乡村医生及其他遗作》中，卡夫卡写道：“开始认识的第一个迹象是死的愿望。这种生活看来是不可忍受的，另一种生活则又达不到。人们就不再忌讳想死了。”
对于善感的洛维家族成员来说，死亡尽管像一道阴影伴随着他们，但它并不就是一件必须避讳和可怕的事情。在人类共同的生命历程之中，死亡仅仅是一个过程，或一个结果，而且，应当是人类的一个愿望。但不管怎么说，死亡本身并不是温和的，阳光的，积极的，尽管死亡本身就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命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当身在生活中的人面临死亡，或在思考死亡的时候，内心涌动的自然是冰冷的潮流，眼前闪动的依然是一道阴影，当然，那也是整个犹太人内心的阴霾。
后来，尤莉的父亲有了续弦，并为尤莉生下了三个弟弟。尤莉的这位后母是洛维家族的一个远房亲戚，尽管是远房的亲戚，但洛维家族的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相处也算和睦。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卡夫卡有了五个舅舅。这五个舅舅各自的性格，品行，嗜好，追求，从事的事业等，都衍生了卡夫卡式命运的基本形态：多愁善感，嗜好商业，性格乖僻，寡言少语，神经紧张。五个舅舅中，一个是独身主义者，后来成了西班牙铁道部的总经理，另两个舅舅则成了富有的商人，而那个叫鲁道夫的舅舅则是一个极为孤僻、内向和怪异的人，在卡夫卡家族中显得最难以琢磨，几乎是一个极端的孤独者，在他改信天主教之后，他的性情到了变本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