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官奴婢的赏赐相对应，私人之间流行赠送私奴婢。郑太穆（郎中是他后来担任的官职）做金州刺史，写信给司空于頔。他的信写得很随便，不讲礼貌。信中说，你如南海的大鹏鸟，如天之砥柱，飞起来日月都会被遮掩，扇动翅膀，山岳也要倾倒。是皇上的重臣，各地官员的楷模。我郑太穆一家200多口人，分住在东西两京，挨饿受冻。我管理的地盘小，薪俸少，节衣缩食。现在，请你给我一千贯钱、一千疋绢、一千两买东西的银子、一千石米，再给我十名女婢、十名男仆。而且说：“这对于你，不过是千树之一叶，但这一叶对于我，足以遮荫，对于你，又如大海的几滴水，对我，那就是一片大泽了。”于頔读了信，没有叹息，也无惊讶。只是说：“郑太穆要的东西，依次各给一半。”郑太穆骄傲自大，公然向上级于崾要男女奴婢各十人并得到了满足。
四、处罚权
在中古时期，奴婢是主人的私有财产，主人可以处罚。秦简《封诊式》的《告臣》、《黥妾》所载奴婢即因对主人稍有违忤，就分别被处以斩为城旦和黥劓。但主人要想杀掉婢女，非报官不可、这在秦代有个名目，叫做“谒杀”。据《史记·田儋列传》记载，秦末陈胜首倡起义后，齐国贵族田儋也想浑水摸鱼，起兵反秦。他先向县令下手，为了见到县令，就装模作样地把家奴绑上，说是家奴犯了罪，要谒见县令，要求将这个家奴杀掉。县令不知是计，答应了田儋的请求。哪知田儋杀奴是假，杀他才是真的，一个不留神，项上人头忽然不见了。尽管这次要“杀”的是个男奴，但婢与男奴适用法律是一样的，所以杀婢同样要报官。
汉承秦制，主人杀婢，也要向有关部门请示。如不请示就擅自处死婢女，就要处以死刑。若是过失杀婢，也要处以死刑，但可以赎刑：最初的赎金是25000钱，后来通货膨胀，上涨到50万钱，而且仅是“减死一等”，若要完全免罪，需要的金钱更多。这样看来，家长殴婢时，还是要掂量掂量自家财力的。如果不能承担这么重的赎金，就要小心千万不要殴打致死。
汉代以后，谒官杀婢的原则仍旧延续，直到唐代仍是如此。《唐律》规定，如果婢有罪，主人不报官却擅自处死，要杖一百；如婢无罪，主人要判一年有期徒刑。如果是期亲或外祖父母杀婢，其罪与主人杀婢相同。如果是不相干的平民杀死本家婢女，则要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鉴于官奴婢是直接为国家服劳役，是国家的劳动力，因此唐律也作了专门的规定：如果官婢得了病，主管领导图省事不给治，要笞40下；如果官婢因而致死的，要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唐代对于杀婢的惩罚不如以前严厉，不再适用死刑了。明代继承了唐律的这一做法，且有许多免予处分的规定。《明会典》规定，如果婢女有罪，家长或家长的至亲不经允许将其殴杀，要杖一百；如果是无罪而杀者，要杖六十，徒一年。如果婢女自身有过错，或者属于误杀，“各勿论”。由此可见，明代婢女生命权有所降低．政府更加倾向于保护雇主利益。
清代所买婢女有红契、白契之分。凡交纳契税，加盖官印和粘连契约尾的，称为红契；未经投税盖印和粘连契尾的契约，称为白契。白契所买奴婢，未经官方认定，故意杀害者要处绞刑。但现实生活中，凡白契所买婢女，俱照红契定拟，实际上也是保护雇主利益。
关于主人杀婢治罪的情况，历史上也有不少记载。比如东汉的祝良，曾做过洛阳令。常侍樊丰的妻子将婢女杀死，扔到井中。案发后，祝良将樊丰的妻子逮捕后，判处死刑。
北宋初年，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本是彰德节度使王饶之子、孝明皇后的异父同母弟，因为是皇亲而被朝廷授予要职。后来他因横行不法，获罪被贬，怏怏不乐，产生变态心理，专门以脔割奴婢为乐事。开宝三年（970年），他复官分司两宗，性情越来越残暴，经常强行买得民间少年男女做奴仆，稍不如意，就把他们杀死，烹食其肉。宋太宗赵炅继位后，有人揭发了他的罪行，将他罢官治罪。他供认共杀食婢女百余人。因罪状确凿，被斩首于洛阳。
有时候，高官或其家属杀婢，真要严格执法是要付出代价的。汉代的赵广法严于执法，有一次他听说丞相夫人将家内婢女杀了，就带着手下人直接闯入相府，让丞相夫人就跪在院内受审。由于事涉丞相，后来案子交由廷尉审理。结果证明婢女不是夫人杀的，而是丞相打死的。由于案件有出入，赵广汉被奏摧辱大臣之罪，加上其他罪名，赵广汉竞被处以腰斩之刑。
实际上，朝廷官员或贵戚杀婢，即使事实清楚，也不会按律惩治，因为他们在法律上拥有享有权，可以凭借“八议”、“官当”法减免罪刑。比如宋仁宗至和元年十一月，宰相陈执中将女奴迎儿笞死，曾引起轩然大波。开封“道路沸腾”，大臣也纷纷谴责：“若女使本有过犯，自当送官断遗，岂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礼，违朝廷之法，立私门之威！”但陈执中也没被处死，仅是罢免相位而已。
综上所述，婢女由于没有人格权，所以主人在对其处置时拥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