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照，朝朝消受白云磨”。考上固然痛快，免不了在此放松放松。考不上的，也不能白来一趟，见识见识秦淮儿女，也可聊以自慰。不过，秦淮名妓虽多，真正在历史上留名的，却是所谓的“秦淮八艳”：像陈圆圆、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提起来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妓女做到这个份上，也算得上行业标兵了。
清代一度禁娼，直到雍正年间，私妓尚不敢肆无忌惮，基本上还是以坐隐蔽半公开的方式出卖色相。可是到了乾隆中叶，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又走向豪奢，民间的青楼妓院，公然悬牌招客。只不过仍来取得合法地位，一有大检查，纷纷销声匿迹：风头一过，还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嘉庆、道光年间，私妓基本公开化，或倚门迎客，或招摇过市、到了成丰年间，妓女更加昌盛，各个妓院“家悬纱灯，门揭红帖”，一过中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不绝。各个阶层都以此为乐，甚至皂帝也与民同乐，同治皇帝经常微服出行，遍游娼寮、妓院、酒肆、茶楼，直到染上梅毒而死，献出厂自己年轻的生命：
不过，私娼在晚清以前并没取得合法地位．直到外国势力入侵以后，随着“公娼制”的兴起，私娼终于取得了合法地位．“公娼制”又称“娼妓检验制度”（regulation of Prostitution）。这是一种“官督商办”的娟妓制度，即在官府或警察机关的监督之下，妓院由私人开办，妓女按期接受身体检查，有性病者不得营业：妓女要定期缴纳捐税，条件符合后就可挂牌营业。
最早实行“公娼制”的国家是法国，早在1798年，法国就开始实行妓女注册登记并接受体检，有性病的不准接客，由警察强制送往医院接受性病治疗，直至痊愈。由于这种管理制度既保证了嫖客安全，又增加了国家财政税收，因而为其他各国所仿效。到了19世纪，公娼制走出欧洲，基本走向世界。
到了19世纪50年代，随着租界在中国的兴起，公娼制也被引进中国。从1854年开始，上海“工部局”在租界内划定一些地段作为“风化区”，让妓女们在此营业。妓院只要按时向租界当局登记，并按章缴纳营业税，就是“合法”的，否则禁止营业。到了60年代，随着太平天国势力的扩张，上海周围的官僚地主以及妓女纷纷逃人租界，钱与色在租界内得到空前的结合。
王韬作为嫖界高手，曾在上海租界生活多年，他在《淞滨琐话》中记载说，“沪上为繁华渊薮，于中绮罗结队，纷黛成云，莫不尽态极妍，逞娇斗媚，皆自以为姿堪绝世，笑可倾城”。并在《红豆蔻轩薄幸诗》中记载娼妓业之发达：“十里之间，琼楼绮房相连缀，阿阁三重，飞临四面，粉黛万家，比阊而居。昼则绵锈炫衢，异秀扇霄。夜则笙歌鼎沸，华灯星灿。”时任上海知县的陈其元在其《庸闲斋笔记》中也说：由于中国混居，人员又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杂处，因而“娼寮妓馆，趁风骈集，列屋而居”，十分发达。
随着租界娼妓的日渐繁荣，各种性病也不断蔓延，不仅国人深受其害，就是外国水手和大兵也不能幸免。这引起了租界当局的重视。1877年，工部局专门设立了性病医院，对娼妓实行体检，公娼制终于建立起来了。公娼制虽然在中国出现了，但这毕竟是在租界的卵翼之下。直到20世纪初，清王朝才顺应历史潮流，公开推行公娟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清朝廷增设巡警部，其主要职责就是推行“公娼制”。巡警部发给妓院营业执照，准其公开营业，并按期抽收妓捐。并规定按月缴纳妓捐者为“公娼”，而不交妓捐的妓女则是“私娼”。其实这都是就字面意思而言的，公娼制下的妓女，实质上仍是私娼，即私人经营的娼妓业。所谓的“私娼”，其实只能叫做“暗娼”，即私下经营，得以逃税，因而不为政府承认的娼妓。
公娼有以下特点：其一，她们的法律地位等同良民，本着自愿原则，加入本行业；其二，公娼由私人经营，但要报官府批准，申请营业执照后，挂牌营业，照章纳税；其三，公娼要接受定期的性病检查。染病轻微者要按时服药；病情较重者，就发给妓院一张通知，由妓院贴在妓女室内门后墙壁上，告诉嫖客不要到那里去“住局”或“开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