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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妓
比市妓稍晚出现的官妓，就是营妓。营妓，顾名思义，就是用于军营的妓女。根据《昊越春秋》的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吞并吴国，卧薪尝胆，遭了很多罪。要说这都是他自愿的，却连累手下的将士也不得休息。时间久了，这些军人想起老婆来，做什么事都没有精神。为了安慰这些军人，勾践想起个不太道德的主意，就是将犯了过错的妇女，发配军营。哪个当兵的性饥渴，就可以在她们身上发泄。这些女人，为勾践的霸业做出了特殊贡献，因而后世有所作为的统治者，群起而效尤。比如秦国，为了统一天下，就招了很多营妓。由于营妓众多，军队还想出了创收的门路。他们嫖妓之余，还让营区附近的农民分享，然后再收取嫖资，改善生活。不过，凡事过头就出问题。商鞅变法时，发现很多农民不好好劳动，有事没事都往军营跑。军民联欢未尝不好，可是耽误种田也是大事。因为商鞅政策的核心就是耕与战，农民不好好种地，“耕”字无处落脚，统一大业肯定受影响。所以，商鞅对营妓又进行了限制。
到了汉代，妓女又成了军用的慰安妇。汉武帝是个具有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皇帝，他连年征讨，用兵很多，时间又长，军人也是血肉之躯，长时间没有女人也不行，所以也有大胆的军人私藏妇女，以慰渴恩。据说大将军李广出征时，他的部下俘获了很多关东盗贼的老婆，这些妇女受到丈夫牵连，应当发配边疆。可是军人们却滥用职权，将她们私藏在军中，随时取用。时间长了，李广发现势头不对：以往自己手下的健儿都是一鼓作气，再而衰，怎么现在一鼓就衰了呢？这里面肯定有猫腻。结果李广发现了秘密，毫不客气，将这些妇女全部砍了脑袋。与李广相比，汉武帝就比较有人情味。他觉得与其用堵的方法，军人未必乐意；何不用引导的方法，争取人心呢？于是，汉武帝也招收了很多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军人都有享用营妓的资格，只有到了一定级别，或立有大功的军人，才有这种机会。这样，汉武帝利用营妓作为激励机制，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不但稳定了军心，还提高了士气。这就是汉武帝的高明之处，李广一直不能封侯，看来还同他做人失败有关。
两汉以后，营妓继续发展，其应用范围也日渐广泛。有的用于奖赏，如夏侯淳征讨孙权有功，曹操就赏给他名妓，在军中享用；有的用做摆谱，如南朝萧梁时章昭达奉命出征，为了显示雍容，每次吃饭都要让营妓们唱歌伴舞。看起来营妓里面确实有人才，这些人不仅擅长国内歌舞，而且“备羌胡之声”，无论音律还是长相，这些妓女们都是一流的。这也怪不得章昭达这么留恋她们，甚至临敌时也“弗之废”。
由于营妓的层次比较高，有些人虽然不是军人，也想方设法前往揩油。宋后废帝刘昱与齐废帝萧昭业，就多次到军中宿妓。据说刘昱每次到军中，都要带上数千钱，作为嫖资。看来刘昱并不因为自己身为皇帝就不遵守行规，也算嫖界高手了。至于萧昭业，还假惺惺地到军中微服私访，好像怕别人知道，其实纯属多此一举。
唐代营妓更为发达，这恐怕也与当时对外扩张的需要有关。此时的营妓，户籍隶属于军镇中的乐营，所以称作“乐营妓人”或“乐营子女”。她们直属营将或乐将领导，但也可能越过主管直接与主将拉上关系。有位营妓高洪，曾与名将李晟交好。后来李晟调京工作，有点抛舍不下。心想我级别这么高，还带不走一个婊子？于是自作主张把高洪带走了。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得知消息后，竟派大军将高洪半路截回。李晟恼怒异常，但也没有办法。毕竟高洪的户口就在当地军中，任你官高权重，也丝毫没有办法。
根据上面例子可知，唐代营妓的管理已走向规范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营妓的发达程度。不过，制度归制度，变通总会有的。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营妓们要把主要精力奉献给军人，不能随意外出创收。但也有例外，如杜造与韦仁符二人，本来有义务管好营妓的，偏偏他们年老了，又热衷于释道，对营妓不大热心。平时就让她们在外面随意取乐，有事了才招她们宴饮。所以当时有人咏诗讽刺说“乐营却是闲人管，两地风情日渐多”。由于主管领导的纵容，营妓逐渐与社会上一些人交往。比如最有名的营妓薛涛，由于受到韦皋的赏识，逐渐成了当地名人，凡来四川公干的官员、文士，只要到四川就点名叫薛涛，这时谁还敢限制薛涛的自由？
由于受到地方上有势力人士的破坏，营妓们的业务逐渐发生了变化。宝历二年九月（826年），有位叫做刘栖楚的京兆尹就反映，当时各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岂惟夸盛军戎，实因接待客旅”。像薛涛就主要是为军人以外的官僚文人服务。还有的借机将营妓改成私用的家妓，比如白居易的两个家妓樊素和小蛮，本来都是营妓，不知被白居易使了什么手段，化公为私，成了个人独用品：白居易对这两个妓女非常满意，没事就欣赏“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