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空中，远远看去，就像天上的星星。走进去，才发现这九里长街上，每家妓院都是美女如云，身在其中，浑如仙境。王建在《夜看扬州市》中描述道：“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地闻。”怪不得有人曾经“十年一觉扬州梦”，有人感叹“人生只合扬州死”。如果没有发达的市妓，所谓的“扬州自古繁华”，恐怕难以维系。
到了五代，市妓有所萎缩，但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仍较活跃。比如李煜，也曾微行出访，当然，与康熙目的不同，他出访的就是妓院。还有后蜀主盂昶，曾经让舞妓李艳娘人宫表演，比较满意，就赐艳娘十万钱。不过，论到市妓的发达，则非宋代莫属。而宋代市妓的发达，又与王安石的大力推动有关。王安石变法时，为了敛财，凡民间急需的一律国营，酒也是专卖品之一。或许是国营产品质次价高，酒的销路不好，王安石就在女人身上动开了脑筋。他想酒、色都是人之所好，如果将酒与女人捆绑销售，肯定杀伤力更高。反正这大宋朝有的是官妓，她们只陪官员，不能挣钱，明摆着是资源浪费，何不让她们走向市场，服务大众？这样，酒也能多卖，顺便也能挣几个花粉钱，何乐而不为？在王安石看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只要自己认为正确，马上就付诸行动，“官卖酒用妓作乐”成了宋代一大特色。
宋人盂元老记载了官妓走进酒楼后的情景：只要是京师酒楼，没有不提供妓女服务的。为此，酒楼对房间布局进行了改革。为了尊重顾客的个人隐私，以前的大厅都改成了小阁子，如果需要特色服务，顾客可以选择在小阁子里勾当。为了便于顾客选择，妓女们全聚在酒楼的长廊里。妓女的数量很多，人长得精神，穿的也很讲究。尤其到了晚上，在灯光照耀下，看上去简直像仙女下凡，不由人不动心。到了南宋，情况大致如此，但也有些微变化。以南宋杭州城官营酒楼为例：每家酒楼有官妓数十人，人数没有北宋多；顾客上楼以后，不是当面挑选妓女，而是让他们在花名单上勾选，也即“点花牌”，比北宋文明；有的妓女深藏不露，非有大的势力概不接见，产生品牌效应，比北宋善经营。总体来看，南宋比之北宋的经营理念有所进步，所以临安的繁华，较之汴京有过之而无不及。
元代对官妓实行统一注籍管理，经有关部门审核后发给执照，并报教坊司备案。凡人籍为娼的妇女，必须纳税，方可营业。在经营方式上，元代官妓实行“买卖制”与“义务制”并行的制度。所谓“买卖制”，指的是官妓可以到市场上营业，提供有偿服务。所谓“义务制”指的是当官府需要时，妓女有义务提供无偿服务。这样，官妓一身而二任，作为“买卖制”下的妓女，就是本文所说的“市妓”；当她们提供免费服务时，主要面向官方，下文详述。
需要指出的是，元代官妓可以向文人、商贾、市民等卖艺卖色，但不准向在职官吏卖身。如有违者，处罚比宋朝为重。如果官员多次利用职务之便，到“茶酒市肆及娼优之家”玩耍，就要被就地免职，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当然，规定是规定，实际生活中官员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妓女们巴结还来不及，难道还会告发他们不成？
到了明代，官方仍以官妓作为营利的法宝，因而市妓仍然存在。太祖时，曾在京师建16座妓院，让官妓们在此服务。按照朝廷的规定，官妓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商贾，官员们无权嫖宿；不过，官员们退朝后，无事可做，去这些酒楼的也不少，用当时的说法就是“相率饮于妓楼，咏歌侑酒，以谋斯须之欢”。后来情况更加严重，到了酒楼，衣服随便一脱，牙牌就悬挂在窗户上。结果窗户上一排一排的，都是官员腰带、裤子之类的东西，成了公开的腐败。尤其是有些官员耽于酒色，“竞日喧呶，政多废弛”。于是朝廷重申禁娼令，“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禁娼令短期内可能有些作用，但时间一长，又不行了，甚至有名的“三杨”，也去这些场合寻欢作乐。据说“三杨”当国时，有一妓名叫齐雅秀，性极巧慧。有一天，“三杨”去妓院喝酒，陪酒的就是齐雅秀。有人问她，“三杨”不苟言笑，你能不能让他们发笑？齐雅秀夸口说：“我一进去就能让他们笑。”齐雅秀在客人到齐后，故意晚些进去，这时有人怪她：“你为什么迟到了？”齐雅秀回答说：“看书。”别人又问：“看什么书？”齐雅秀回答“《烈女传》”。“三杨”听后，忍不住大笑失声，并嘲笑说“母狗无礼”。谁知齐雅秀果然了得，回驳道：“如果我是母狗，各位就是公猴（侯）了。”这是当朝宰相喝花酒的雅事，所谓禁令，效果也是有限。
由于禁令无效，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忧，宣德三年（1428年），顾佐奏议禁革官妓，从根源上消灭官员嫖妓现象。宣德帝是明初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听从了顾佐的建议，取消了这些官办妓院，因而，官办下的市妓，逐渐走向衰亡。不过，单纯取消这些市妓效果有限，因为民间妓业，方兴未艾。这些官办的酒楼，摇身一变，成了民营，照旧以娼妓招徕顾客。尤其是缺少了官方的垄断竞争，民间娼妓业日渐发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