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宋代蓄妓者虽多，但每人蓄妓的量却不大，像王简卿这样超过百人的毕竟是少数，一般就是三五个，或者十几个：比如苏东坡“有歌舞妓数人”；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妹”。韩琦官至宰相，也不过“家有女乐二十余辈”。究其原因，恐怕也与社会的平民化有关。当时的官员大多出身平民，没什么家底。做官后工资有限，要像世家大族那样蓄有众多家妓，只怕财力远远不够。
南宋士大夫、官僚之家也往往蓄养家妓。王灼《碧鸡漫志》序中提到的二琼、阿倩，就是善于“新翻歌舞劝飞觥”的家妓，王灼曾做诗称赞她们：“王家二琼美蕖妖，张家阿倩海棠魄，露香亭前占秋光，红云岛边弄春色。满城钱痴买娉婷，风卷画楼丝竹声，谁似两家喜看客，新翻歌舞劝飞觥……”再如仕途得意，身居高位的范成大，晚年退居苏州石湖别墅，自号石湖，过着悠游自得的生活，他爱好词乐，家中也蓄养歌妓多人。绍熙二年（1191年）冬，姜夔住在石湖家，作《暗香》、《疏影》两首咏梅佳作，石湖极为赞赏，随即教家中歌妓学唱，家妓中有一名叫小红的，尤爱唱这两首新词。当白石回湖州时，石湖便把她赠予白石，这一年除夕夜，大雪纷飞，白石携小红乘船过垂虹桥，于是便出现了“小红低唱我吹箫”的情景。
到了元代，家妓已呈衰颓之势。一方面，朝廷屡次申明，不准以良为娼，这样就缩小了家妓来源。另一方面，官妓有“当番承应”的义务，官员有招妓的自由，又不让自己掏腰包，还弄个费钱的家妓何用？
明初，家妓仍有一定市场。尤其是朱元璋感觉自己早年没机会享受，心想可不能让孩子们再吃苦。所以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每个儿子都赏赐乐工二十七户，任其享用。由于明太祖的放纵，宗室诸王蓄妓之风甚盛，以至“游戏无度，挟娼乐，裸男女杂坐”。至于文武百宫，也不能不附庸风雅，蓄妓者大有人在。不过，总体而言，元明以后家妓正向着衰落的趋势发展。正如舒芜先生所指出的，那些家妓，十二三岁，最多十五六岁时买来，并不会什么歌舞，主人家得费一番教习功夫。这里就有一个矛盾，正如白居易所说：“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载间，已闻换一主。借问新旧主，谁乐谁辛苦？”就是说，买来现教，虽然年轻，毕竟费功夫，还不如买成手享受。何况，青春壮盛之年就能养得起家妓的毕竟不多，像白居易那样年过半百，才买了家妓，费功夫教成歌舞的，自己又能享用多久呢？所谓“老去将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亦应不得多年听，未教成时已白头”。何况，官员们如在外面待客，市场上有的是娼妓相陪；如在家待客，也可从外面招妓陪酒。娼妓的市场化逐渐加速，产生了规模效益，使得个人蓄妓成本过高，而质量未必有专业人士高。所以，作为贵族摆谱之用的家妓走上式微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
二、官妓
官妓按其作用来看，可以分为市妓、营妓及免费为官员服务的艺妓。就其出现的早晚来看，应以市妓出现的为最早，因而首先介绍市妓的发展情况。
（一）市妓
《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阊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其中“女阊”就是娼妓，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所以女阊要推向市场，由广大人民群众消费。“女阊”的创始人管子，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有大功于华夏。而最早的妓女，也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秦汉时期，市妓发展较为缓慢，不过她们的服务对象仍较全面，档次较低的向工农商学兵等基层人民提供性服务，稍高些的就以官僚贵族为服务对象。还有的更厉害，比如李延年的妹妹李夫人，由于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加之容貌出众，艳名竟为汉武帝所知，成了武帝的爱妃。
两汉以后，市妓有所发展，但没什么特色、到了唐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妓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唐代都城长安，市妓最为发达，并出现了有代表性的红灯区——平康里。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平康里不仅向广大的“京都侠少”提供服务，而且每年录取的进士们也要到此一游，顺便留下些艳诗，因而当时人称此为“风流薮泽”。为了方便顾客的需要，也有的娼妓提供上门服务，这恐怕就是最初的“出局”了，据说这也是新科进士的创造。唐代录取进士与后世不同，各种制度尚不完善，因而中举者往往是世家子弟。这些人“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一旦得中，便纵酒狎妓，无所不为。他们不但到妓院嫖娼，有时也把妓女们带出来玩耍。这种风气流传到社会上，有点钱的人有事没事都把妓女招到家中，或者自用，或者共享。有些富豪子弟，每到夏天，就在自家院内搭起凉棚，设上坐具，招来长安名妓相陪，与亲朋好友在里面作“避暑之会”。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唐代，扬州妓女已闻名天下。于邺在《扬州梦记》中说：在扬州，由于妓女的繁荣，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每到晚上，妓院里灯火通明。纱灯成千上万，辉耀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