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不能拥有家妓，可是色字当头，又有谁把持得住？实际上，不仅中下级官员蓄妓，就是商人、地主，只要稍微有点余钱，就非蓄妓不可。比如晚唐诗人白居易就蓄有家妓，而且诗人曾与别人各携家妓，合宴联欢，并写诗以志留念，其中有“两家合奏洞房夜”之语，要是放在现在非判他个流氓罪不可。当然，蓄妓也并不是都会带来幸福。比如刘禹锡“有妓善歌，时称尤物”，李逢吉就有心夺爱。有一天就邀刘禹锡与朝中几个大臣赴宴。看起来当时赴宴还要带着自己养的家妓，所以刘禹锡与别人一样，也将自己爱妓带去了。不料临走时，别人的家妓都随主人走了，偏偏刘禹锡的家妓被留了客。以后刘禹锡多次写信去讨，据说还是以诗的体裁写的，充分表达了诗人痛苦的心情。可是李逢吉只是赞叹他诗写得好，就是扣住人不放。不过，时间一长，刘禹锡就把这档子事忘了。当他任苏州刺史时，一位叫李绅的司空罢职，曾邀刘禹锡共饮，中间让家妓侑酒时，刘禹锡竟爱上了人家，并公然要求转让。当然，这样的要求说不出口，仍旧足以诗言志：“高髻云鬟官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与刘禹锡相比，司空睹就豁达得多。司空睹生性风流，离了家妓就浑身不痛快，每天都是人家唱歌他吹箫。遗憾的是，人家正在青春年少，偏偏司空睹的头发都白了。司空睹担心耽误人家的终身，干脆狠狠心把心爱的家妓送人了，司空睹本来不是什么诗人，可是按照唐人的惯例，要表达自己的心情还是得写诗：司空睹感叹：“万事伤心在目前，一身垂泪对花筵。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为了培训家妓，黄金用尽，未了还是让人家少年人取乐，想起来就不能不伤感。
到了宋代，家妓进一步发展壮大，这是因为，唐代犹有六朝遗风，比较重门第、阶级，因而在家妓享受上也有规定。宋代以科举选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整个社会再次平民化，因而在蓄妓方面就没了限制，另外，唐代对于官员嫖娼没有硬性规定，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宋代规定，官员可以让官妓陪舞、陪酒，但不能陪睡，三陪变成了两陪。加之地方官僚赴任时不能携带妻子，只好蓄妓纳妾，以解燃眉之急，因而文人士大夫蓄妓之风更为普遍。比如一代名相寇凖，醉心歌舞，所谓“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他家里歌舞妓人成群，每次宴饮，必令歌妓“歌数阕，公赠之束彩”。故有“一曲清歌一束绫”之说。太平宰相晏殊，“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往往“乐饮达旦”，每宴“必以歌乐相佐”。他的《木兰花》词写道：“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红绦约束琼肌稳，柏碎香檀催急衮”。这些歌词描述了酒宴上歌妓表演大曲的情景，可见宴府上蓄养的家妓为数不少，所以才能表演歌、舞、器乐结合的大曲：《宋人佚事汇编》还说，晏殊的女婿杨隐甫，每次上门，“则坐堂上置酒，从容出姬侍奏管弦，以相娱乐”。
据《清波杂志》记载，宋代士大夫为了保住富贵，禁忌很多，尤其是忌讳“死”字，但讲到蓄妓，就死也不怕了。如果得知谁家的家妓比较出色，从此就操上心了。一旦听到人家主人快死了，立马买通市侩，这样人家出卖家妓时，就能先下手为强，有的家妓还戴有热孝，也顾不得了，赶紧弄回家中，以免别人捷足先登。
由于社会上广泛蓄妓，因而在家中以妓待客成为时尚。周密记载了侍郎王简卿待客的程序：先是宾客齐集，客厅里却没人招待。大家正在疑惑，就听王简卿悄悄地问仆人：已准备好了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王简卿一声令下，客人就感觉一阵异香扑面而来，群妓次第而来，有的端酒，有的布菜；有的弄笛，有的吹箫。另有10名家妓，全身白衣，衣领、首饰上遍插牡丹，头上别着一枝照带红，又是唱歌又是侑酒。大家正在入迷，这10名家妓又一阵风似的退出了客厅。客人怅然若失，只好有话没话地东拉西扯，心里仍旧挂念着这个漂亮，那个风骚，还有个似乎狠狠地瞟了我一眼，是不是对我有意？正在胡思乱想，忽然又是一阵风。当然，不是井阳冈上的腥风，仍旧是一阵香风，又飘进来十个美女。这回美女们穿的是紫衣，戴的却是白花，别有一番风味。客人们顿时来了精神，饭吃了半截也忘记咽了，嘴巴张得老大，再也合不拢了。当然，王简卿可不会让客人看够，一会儿的工夫，这10名美女又飘走了。之后，先后有10拨儿这样的美女，直把客人的胃口吊起又放下，放下又吊起，简直洋相百出。临退席，又搞了个大团圆，无论是侑酒的还是歌者、舞者，最后齐集客厅，列队送客。所谓“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