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唱戏的，凡是能起到休闲娱乐的行当，宫中都有。与唐代不同的是，这些宫妓更多的不是靠基本功，而是靠“慧黠”，只要能哄得皇帝高兴，耍些手段也视作正当。
元明两代，教坊仍然存在，但在规模与档次上就比前代差远了，懂艺术的皇帝越来越少，对女人的要求也越来越简单，到了清雍正年间，皇帝认为前朝灭亡，就与君臣耽于酒色有关，干脆把教坊给取消了。官妓不存在了，她们的工作也交由太监来傲了。
与宫妓同时产生的家妓，有着与官妓差不多的活动轨迹。周代的天子固然要作乐，诸侯们也要祭祀、宴乐，只不过规模上、档次上稍显逊色。周代对祭祀舞拜的规格这样规定：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佾是古代乐舞的行列，八佾就是八行，排起方队就是64人。六佾就只有36人，四佾更少，仅16人。周公制礼作乐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明白自己的地位，如果忘了，看看自己享受的待遇就明白了。但是，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诸侯大夫们可不管这一套了。季氏在鲁国当大夫，比较有势力，自己说了算，就在家里享受起八佾的待遇来。孔子知道后，愤怒地发出质问：“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可是发怒归发怒，这时权威已倒，大家都乐得超标享受，谁也不想做出头鸟，得罪一大堆人。这时，不但国君、贵族享受家妓，就连大商人有了几个闲钱，也公然蓄起妓来。吕不韦所养的赵姬，就是个歌舞妓。本来吕不韦挺喜欢她的，后来被子楚横刀夺爱，吕不韦竟也因缘际会，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商人兼政治家。
商人地主也能蓄妓，家妓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贵族的专用品，从此走进了千家万户。尤其到了汉代，商贩、屠狗之徒立成将相，整个社会迅速平民化。不管身份如何，只要有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蓄养家妓就更不在话下。粱冀身为大将军，骄奢不法，蓄养上千名歌妓供其淫乐，每次出游，“多以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一般的富豪没这么大的手笔，不过蓄养几十个家妓，也很常见。甚至有点身份又有点闲钱的读书人，也乐此不疲。大儒马融在讲课时，就是“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定力稍微差一点的学生，就可能心猿意马，想入非非了。
魏晋时代，人们行为上放荡不羁，思想上放任自流。尤其是世代簪缨之族，大多纵情声色，蓄养家妓。比如沈庆之有家妓数十人，都是美女兼艺术家，沈庆之乐此不疲，每天都同这些家妓厮混在一起，朝廷上要是没有大事，他是决不肯离家半步的。再如张坏，人已老得不成样子，牙都掉了，说话就漏气；眼也花了，迎风就流泪。可也挡不住他蓄养家妓，整天捏住人家的玉臂，从脸看到胸，从头品到脚，简直是为老不尊。可张坏却自命风流，一点也没觉得难为情。
更有甚者，有的过于喜欢家妓，丢官也甘愿。广州刺史何恢走马上任前，宴请权贵阮佃夫喝酒，不料阮佃夫看上了何恢的家妓张耀华，多次请求何恢以张耀华相赠。何恢则表示，你想要我那还可以考虑，想要耀华，门都没有。阮佃夫大怒，心想我要你何用，既然给脸不要脸，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后来果然找个借口把何恢给罢免了。
北朝的情况也差不多。北魏的高阳王元雍家有妓女500个，个个都注意包装，据说是“隋珠照日，罗衣从风”。元雍乐此不疲，整天都是“歌姬舞女，繁竹吹笙，丝管迭奏”。河间王元琛与元雍竟比豪奢，蓄养歌舞家妓300人，数量上不及元雍，但质量绝对保证，无论相貌还是技艺都冠绝一时。其中有个叫朝云的，更为厉害。她善于吹篪，而且“能为团扇歌陇上声”。元琛做秦州刺史的时候，诸羌外叛，多次讨伐都不能取胜。于是朝云自告奋勇，假扮老妪，以艺服人。由于朝云吹篪有陇上之音，且哀婉动人，羌人听后，忽然想念家乡，无不流涕．并互相转告：“我们何必离开家乡，到这里做强盗呢？不如及早结束战争吧！”于是相率投降。当地老百姓总结说：“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
到了隋代，上层人物仍然热衷于女色，文武大臣家中动辄蓄养成百上千的家妓。隋文帝被老婆管得很严，没法多近女色，深知作为男人的苦衷，因而对臣下非常体谅，一有机会就鼓励他们养妓。右武卫大将军窦荣定是隋文帝姊夫，因率九总管人大漠击突厥有功，隋文帝不知该怎么表达谢意才好，除加封晋爵外，还赏给他“西凉女乐一部”及“吴乐一部”。至于立过大功的其他大臣，赏给更多。比如杨素的妓妾，仅穿罗绮者就有上千。不穿罗绮的，书上没说，估计也不是个小数目。到了隋炀帝在位，情况更加严重。隋炀帝色心最重，后官佳丽无数。大臣们也不甘落后，纷纷蓄养家妓。
唐代对官员等级比较看重，级别不同，待遇也不相同。反映到家妓上，也是如此。比如唐中宗就曾下诏规定，三晶以上官员，可合法拥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官员，女乐不能超过三人。以后玄宗也有类似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官员们并不遵守这种规定，可以说是有多大财力，就养多少家妓。如郭子仪家中就有“十院歌妓”。李愿为刑部尚书时，家里也有女妓百余人。至于五品以下官员，按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