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度晚年，只好自杀了事。
申生死后，骊姬又进谗言，说公子重耳、夷吾也参与了阴谋。重耳、夷吾不愧是小妾所生，哪管什么礼仪道德，一见大事不妙，立马就出逃了。这样，竞争对手都被解决了，而献公完成历史使命后，很快也死了。这样，奚齐如愿以偿成了国君。不幸的是，好景不长。申生的老师里克心有不甘，于是作乱杀了奚齐。骊姬又立卓子为君，仍没逃过被杀的命运。再往后夷吾继位，却被秦国俘虏，多年之后重耳为君，晋国才算安定下来。
当然，以妾为妻导致内乱的事情，在春秋时期还有很多，于是人们得出结论，以妾为妻为祸乱之源，千万要严防死守。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十多个诸侯在葵丘订立了一份盟约，其中有一条就是“毋以妾为妻”。
应该说，对于以妾为妻的“危害”，大家都有切身体会，所以一般情况下都能做到自觉抵制。比如卫大叔疾让妾与妻地位相等，结果妻子被岳父接回娘家，自己被迫逃亡。风氏为庄公之妾，僖公之母。僖公继位后，风氏就被儿子荨为夫人。但也只能关起门来做夫人，诸侯对此就是不承认，秦国就不愿以夫人的礼节对待她。
不过，葵丘之盟，仅是盟约，并未上升为法律。进入帝制时代以后，对于颠倒妻妾的行为，开始适用法律惩罚。西汉时的孔乡侯傅晏，是哀帝皇后的父亲+就因为以妾为妻的罪名，被削去爵位，全家流放到合浦。晋代对于妻妾不分也持严厉的态度，晋武帝于泰始十年（274年）下诏：“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皆内宠，登后妃之职，乱尊卑之序。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到了唐代，《唐律》明确规定：以妻为妾，要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以妾为妻，要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末了还得改正过来。明律和清律都有处罚“妻妾失序”的专门条款，“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
但在实际生活中，法律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因为解释权仍归男人自己。如果男人比较传统，尊重礼法，他们就不愿以妾为妻。比如苏东坡的宠妾王朝云，在苏东坡失意的时候，一直随侍左右，还为他生过孩子。苏东坡在嫡妻已死的情况下，仍未为王朝云“转正”。王朝云死后，苏东坡也只是在她的墓碑上写着“姬人”二字。
当然，像苏东坡这样死脑筋的毕竟不多。比如《旧唐书》记载了李齐运身为礼部尚书，让他的小妾卫氏当正室，而且“冕服以行其礼”。到了宋代，以庶为正的事情更多，比如官员王景宗就上书要求以妾为夫人。明清时期，妻死以后把妾“扶正”为继室者更加常见。在山东嘉祥、东阿等地，“正室无子，侧室生子而正室身故者，得以侧室为正室，但须得亲族同意，或由其子于嫡母故后，得亲族同意，奉生母为父之正室”。小妾成为继室，不能自动替补，需经宗族及妻的娘家认可，被扶正者一般还应出身良家。
妾如果被“扶正”，就要承认原配娘家与自己的母女关系，在礼仪上以他们为主。《儒林外史》第五回写严监生在妻子病危之时，把生了儿子的妾赵氏扶为正室，就生动地反映了这种礼俗。赵氏先尽心照顾病重的严妻，并表示愿意代死，严妻很感动，同意死后让赵氏扶正。严监生又送上银子，得到两位妻舅支持。然后，又遍请家族亲眷赴宴，拿出病危妻子让赵氏扶正的遗嘱，取得大家谅解，严监生这才和扶正的赵氏拜天地，拜祖宗，旧酒装到了新瓶里。
尽管如此，妾成妻后仍与本来的正妻地位不同。比如，严监生病死后，接着赵氏所生的小儿子又出天花死了。按照礼教“母以子贵”，赵氏有这个儿子时，大哥严贡生就认这个弟妇。可是一旦这个儿子死了，严贡生就乘机来夺财产，说是要由自己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严监生这一房来，口口声声骂赵氏是小老婆，要赶出去，逼得赵氏到衙门喊冤。按照清代的法律：无子的寡妇必须给亡夫立嗣，才可以名正言顺地管理亡夫的财产；而立嗣的对象首先应该是亡夫的侄子，没有亲侄要立堂侄，没有堂侄再推至同宗侄辈。如果立嗣对象有争议，就要由宗族公议，严监生只有严贡生一个兄弟，而这个兄弟又有五个儿子，完全符合立嗣的条件。严氏宗族又由严贡生控制，原来倾向于赵氏的王氏兄弟是外姓人也做不了主。宗族公议不成，官府也难以处断。两房打了多年的官司，最后严贡生还是达到了目的，严监生十几万家产还是由严贡生的二儿子继承了十分之七；赵氏虽然保住了遗孀的名分，却被迫和这个不请自来的过房儿子分家，只得了十分之三，搬出独自过日子。
实际上，妻妾关系十分复杂，这不但取决于既定的地位，也取决于丈夫的态度，要不人们老说“态度决定一切”？如果丈夫对妾态度一般，妾就只好夹着尾巴做人，想出头只有自找没趣，《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可以说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如果丈夫对小妾十分热情，做大老婆的就得想开点。再比如《红楼梦》里的邢夫人，就为广大妻子做出了榜样。她不但不跟小妾争风吃醋，丈夫看上鸳鸯小姐碰了一鼻子灰后，邢夫人竟亲自出马，向贾母求情，弄得贾母不知道该怎么说她，